巴蜀顽石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人物华国锋走了。无论人们怎样评论他，作为一段历史，他的名字将永远镶刻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之上。在推翻满清后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史上，尤其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之中，华国锋是结束中国强人政治的第一人。

我们从小被当权者教育，要求学习百年近代史，也就是满清王朝的衰亡史。但从来没有那个政府强调和容许大家认真面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尤其是执政当局自己的历史。如若不信，请问无论是胡锦涛先生还是马英九先生，你们谁能清楚地道出各自政党的历史，尤其是史学家们归纳为“密史”的那些正史？从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以来，中国历史上政党纷争强人混战，最终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决斗而结束前五十年的“战争不断”。随后是共产党一统天下后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不断”。维系这种纷争的关键所在，是一代代强人们的理想和抱负在一种无约束状态下的膨胀和竞争；而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时光甚至生命。我们这个民族耗费了一个世纪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有理性约束的社会，尤其是让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分析中国落后的根源，其实首当其冲的正是无约束的强人社会和强人政治。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强人时代。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说的话可以“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他就是我们的敌人”，仅仅反对他就足以判刑，甚至枪毙。这些都是写入当时的法律文件，有史可查，有档可据的。当毛泽东去世时，华国锋被历史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顶端。在那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时刻，中华民族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就是选择这个国家在毛泽东以后的道路。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无疑是江青一帮人接班上台，从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在华国锋的果断决策下一举抓捕“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彻底避免了如同北朝鲜的“后毛泽东时代”。这一功绩不以人们对华国锋自身能力的高低褒贬而可以随意抹杀。单凭这一点，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便客观地定格在那些自己给自己打高分的“代表”人物之上。打倒“四人帮”后，举国欢腾，包括以后从新上台的邓小平，无不欢欣鼓舞。华国锋当选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那个时刻是中国扭转乾坤，避免往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的关键一步，这段历史是不容任何人忽略和忘记的。这个时刻是中华民族结束强人政治开启民主的第一步。从那以后，任何人也无法倒拨历史的齿轮，包括力图将自己定位为毛泽东后的另一代强人的邓小平。也正因为华国锋所起的历史作用，才为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赢来了机会。谁会相信要是让“四人帮”名正言顺地上台，江青或者张春桥会让邓小平“复出”。想必邓小平自己也会说不。历史上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原本是共产党人企图恢复民主的一大尝试。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同一时期的发言讲话完整地公之于众，尤其是把他在要求“解放”时写给华国锋的书面文字发表出来。相信人们会更好地理解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从而更客观地评价那段过去并不太久的历史。我们不能苛求邓小平在那时的非圣人之言，更不能要求华国锋在那种情况下会有公开言行化的反毛之举。邓小平自己至死都还“四个坚持”呢，尽管谁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他“永不翻案”的幍略之计而以。历史也并不因此而减低邓小平的作用和功绩。

作为十二亿中国人的领导人，华国锋似乎有些勉为其难，或者说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但他让这个过渡过程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刻下了光辉的一页。最少经历了那些“渴忘”年代的人们不会忘记那划时代的一刻。

事实上从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后，尽管有人还想从树新的“一代领袖”，但不幸的是时不与我也。能够载舟覆舟的民众从此不再把民族的兴旺寄托于神化了的强人，这包括华国锋，邓小平， 以及其后所有执政的领导人物。中国随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谁谁谁设计了还不如实事求是地说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当时的民心民意求变求改，那种历史潮流势如破竹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取得了经济上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彻底结束无约束强人社会和强人政治方面却没有明显的起步。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犹如现代高速公路上的瓶颈地段，正阻碍着整个民族的发展。胡锦涛任内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旦愿这种和谐社会不会因政治改革的延缓而功亏一篑。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是任何社会与政治工程成功的首要条件。

今天我们缅怀华国锋，对他为这个民族所做过的努力表示尊敬。人们不会忘记您的历史功绩。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华国锋将永垂青史！

阻挠邓小平复出

　　能否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共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并在会上说：“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都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人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观点

　　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以前，邓小平曾对华国锋授意起草的政治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原稿中讲述党内走资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唯生产力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等问题统统删去。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中继续沿用并加以系统发挥，照常宣扬。

　　十一大代表中的不少人，对华国锋报告中的这些论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看法，一直沿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

为维护个人威信杀人立威

　　1977年1月20日，辽宁省委电告中央，在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其中有的批了吴德、陈锡联、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也有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还有两幅大标语，其内容一是“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是“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这只不过是表达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而已。

　　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对此大字报、大标语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华国锋看了这份请示电文批道：“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同年2月，经华国锋批准发了中央5号、6号文件，3月28日批转了国务院30号文件。文件规定，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据统计，从1977年1月至4月，在上海、长春先后杀了王辛酉、史云峰等人，全国共达44人之多．又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这表明华国锋为维护个人的威信，已经达到不惜杀人立威的程度。

错误对待南海舰队重大事故

　　1978年4月，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大事故。邓小平批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麻木不仁，指示海军要切实进行整顿。苏振华对此极为不满，4月12日到华国锋处谈了五个小时。华国锋对苏振华说：“不要怕，打不倒。”“我最近就要去朝鲜访问，访问回来以后，到大连检阅海军，对你们予以支持。”

　　苏振华与华国锋商定，准备动用120艘军舰、八十架飞机，在大连搞一次海军大检阅迎接华国锋。苏振华把华国锋和他谈话的内容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当时海军有人提出，按照制度规定，这样重大的行动应向军委总参谋部报告，苏振华置之不理。后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杨国宇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当即请示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在大连举行海军大检阅一事才被制止下来。

　　苏振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吹捧华国锋说：“我们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我们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他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时又说，他这次到中央来，是华主席要他回北京，帮助华主席掌握军队的。在海军里，苏振华依仗华国锋的批示：“振华同志与‘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定的。”有恃无恐，在海军清查中搞扩大化，大整对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少人就是因为对华国锋的批示的态度“有问题”而被批判。（来源：文摘报）

香港《新报》以「你办事我放心，是非功过凭谁定」为题发表社论。其中说，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华国锋是一个不容?视的人物。中国能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实现重大历史转折，华国锋功不可没。而华国锋得以安享晚年，盖棺定论获官方高度评价，则与其随遇而安、明哲保身的个性，以及近年中共政治环境趋于宽容有很大关系。

社论说，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钦点的最后一个接班人，闻名天下的「你办事，我放心」批示，就是毛泽东授予华国锋号令诸侯的「尚方宝剑」。1976年在推翻「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等元老派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还挟有「毛主席接班人」的余威，是名正言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华国锋的首肯、发号施令，推翻「四人帮」的行动肯定困难重重，甚至可能节外生枝，如果华国锋倒向「文革派」，合力压制「元老派」，中国文革历史就可能重写，正是因为关键时刻，华国锋选择了与叶剑英合作，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应当说，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华国锋的作用不容低估。

社论续说，文革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难以与德高望重的邓小平的老一辈领导人相提并论，惟有靠「两个凡是」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两个凡是」后来遭到邓小平等党内改革势力的批判，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实事求是」方针，从此中国踏上务实发展的正轨，揭开改革开放的新一页，逐渐开创繁荣稳定的局势。

社论说，自1980年逐渐淡出权力核心之后，或许也正因为华国锋明哲保身、低调淡泊，避免了再次卷入政治漩涡，得以善终。作为中国由乱走向盛的一个过渡领袖人物，他集喜剧和悲剧于一身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评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华国锋调任中央。中共十大后进入政治局，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多事之秋的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去世后任国务院代总理，后由毛泽东提议任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去世后，面对国家的严重危机，在当年十月他和叶剑英等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结束了「文革」后期的混乱局面。随后他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由于在对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被指犯了「极左路线错误」，在中共的地位很快被主张改革开放、顺应民意的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先后辞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华国锋就很少露面，深居简出。

（综合中新社、中通社）

许多中国的中老年人，都还记得被尊称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华国锋，而对于八○后、九○后的年轻一代，这个名字已经非常陌生。记者年初到京郊门头沟，一个农家饭馆里，并排悬挂著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非常醒目。这基于草野的怀念方式，提醒一段中国人不应忘却的历史。

华国锋一生忠诚于毛泽东。每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华国锋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鞠躬致敬。而「毛主席纪念堂」，正是他亲笔题写的。

书法自成特色

华国锋一直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但他深居简出，最大的爱好就是研习书法，他的书法端庄稳重，自成特色。近年来的作品多被人收藏，拍卖行情日渐看好。华国锋的会客厅中，悬挂著一张条幅，是他在二○○六年八十五岁时写的，斗大的两个字「清静」，大气从容，很见功夫。评论界对其作品多有赞美，故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

据说，这些年，华国锋到过不少地方，但去得最多的是农村。离开政坛近三十年，他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欢迎。有一次，华国锋在湖南张家界风景区内，被几位大学生认出，众多游客自动站成两排，向华国锋致敬。「这样的场景，并不全是由于群众对高层领导人的神秘与好奇心理所致，也并不是所有的退位领导人都能享受到的。」

华国锋对自己的退位也表现得从容、大度。据北京资深政坛人士回忆，华国锋是在毛泽东身后，最早身体力行，实践民主、宽容风气的领导人，在他任党主席时期，虽然不同意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但他未因此压制、打击或处理过一个人。

清除「四人帮」 对历史负责

华国锋的一生，传奇而又平实。毛泽东对华国锋有「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并明确其接班人地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华国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要职。后来，他平静结束政治生涯，深居简出。故有评价称华：「是一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百姓、对历史负责任的政治家」。

清除「四人帮」是华国锋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后，同年十月六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下，成为逮捕「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出任湘潭书记 获毛泽东赏识

华国锋本姓苏，名铸。一九二一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九三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并于当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南方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华国锋随军南下至湖南。一九五二年，华国锋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一九五四年，三十三岁的华国锋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在湘潭期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目与赏识。

一九七○年八月，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七二年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一九七三年五月，毛泽东决定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三年八月，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这一年华国锋五十二岁。

十七大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后，华主持中央工作；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致悼词。粉碎「四人帮」后华力主建造毛泽东纪念堂，并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为纪念堂奠基培土。

华国锋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都有良好的口碑。他自中共十二大至十六大的四次党代表大会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华国锋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二○○七年十月，作为十七大特邀代表，出席十七大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国务院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曾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耀邦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已经入夜 我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

　　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

　　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

　　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十四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耿飚将军资料：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主要任历：战争时期：红1军团第2师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八路军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

　　摘自《耿飚回忆录》）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央政治局表决结果，以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人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这几位过去都是华国锋政治路线的支持者。1980年2月24日，叶剑英在五中全会上就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发表讲话，叶剑英指出: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出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立，无疑是将华国锋党政军集一身的大权分解出来一大块。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所有决议全部通过表决。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从权力配置上看，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重要的职位由一个人兼任并不合适，这一变动，即使是在华国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也应属正常调整。在这一事关重要的总理人事变动同时，邓小平宣布他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人亦不再兼任副总理职务。而另一位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解职的请求。

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说: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40多年来，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我看也是应该肯定的。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

那个时代的宣传画

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将他的表现列举了五条，即: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第二，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此外，胡耀邦也谈到了经济问题，认为一个高指标，一个大轰大嗡，华国锋也负有责任。

鉴于此，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在1980年的1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许多人都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1980年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并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仍保持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职位。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保持了中央委员的席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
1987年，中共十三大，华国锋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华国锋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至此他已是连任七届中央委员。

邓小平评论华国锋时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晚年的华国锋，生活很有规律，心情很平静。偶而外出转一转，有时过年过节也看看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

摘自《人民日报》网站《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