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史观在史学界逐渐兴起，并渐渐影响到中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史学指导思想。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思想，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一思想以便运用到实际研究中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覆盖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便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他本人也因为采用“全球史观”阐述历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同时，“全球史观”的持有者还认为，宏观的历史不等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另外，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通过深入研究，构建起“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他强调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他的观点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出人们对全面了解人类历史的共同要求。（以上内容摘自《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北京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车华玲）并且，在他参与编著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中，也透露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毅曾撰写过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发表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第七版。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终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个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以“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此外，有关于全球史观的发展趋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也有过很概括的论述。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就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而在1945年以后，由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了。事实上，如果要对“世界史”的观念追根溯源的话，假如可以说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425年)的《历史》尚未表现出自觉的"世界史"意识的话，起码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亚(Polybius，约前205～122年)的《通史》则是的确表现出自觉的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性意识：各地区互相联结、影响的"世界"意义上的统一性。他写道：在此之前(指在他以前的历史撰述)，世界历史不过是一些毫无联系的事件的记录。事件的原因和结局因地区不同而各不相同。但从这时候起，历史开始成为一相互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与希腊、亚洲的事务相互影响，呈现联合统一的趋向。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史学思想：所谓的“世界史”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它是否在这“世界”之中建立起各个部分之间联系。”

在波里比亚以后，在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对“世界史”的思想观念、编撰方法等等问题有过各种贡献的史学家为数不少，但真正促使史学研究打破种族、区域等视野偏见的力量更主要的不是来自学术内部，而是来自现实中的世界力量的变化。巴勒克拉夫指出：“正是那些使我们对现实的看法转变的力量――首先是指绝大部分人类的崛起，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挥政治影响――迫使我们开阔视野去看待过去。”因此，历史叙事中的"全球视野"问题与世界力量的格局变化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全球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全球史观也在其带动下影响越来越大。

以上可以看做是全球史观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2005年12月30日，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邀请，为研究生作了题为《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编纂》的学术讲演。刘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仍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的代表之作，反映出史学界对此仍存在着一些误解。“全球史”是由WorldHistory或UniversalHistory翻译而来的，最早产生于美国大学本科生的教学课堂，相当于我国压缩后的世界通史。而全球史观只是一种编纂世界史的方法论。以1963年WilliamMcNeill的TheRiseofTheWest诞生为标志的全球史，是在全球化进程这一时代背景中产生的。此外，人类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和东西方日益密切的学术交流也为其成长提供了学术滋养。接着，刘教授总结了全球史的五点学术特征，即抛弃西方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模式；在世界史进程中，不以某一国家的进步代替全球的发展；社会交流的意义日益受到重视；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批评欧洲中心论；对历史发生的必然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全球史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忽视了各个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把跨文化互动作为全球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文化和跨文化的概念还不够清晰等。最后，刘教授强调了全球史之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刘教授指出，应关注横向的联系，弥补我国以往研究的弱点；对一些世界性历史问题的评价以及对世界近代早期的历史定位，都应当更加客观、公允。（摘自刘新成教授的演讲稿）

此外，《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也就全球史观一问题编发了于沛等人的一组笔谈文章。于沛在《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一文中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一，近年对国内学界有一定影响。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真正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郭小凌在《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一文中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裔昭印在《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文中指出，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史观，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林中泽在《历史中心与历史联系》一文中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重视的是历史的联系，但要反对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的联系的做法。吴晓群在《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一文中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史观这一思想在史学界还是存在一些分歧，这些我们都有待研究。

不过，全球史观比起以往的西方中心论，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它否定了西方人把自己的历史文化作为世界中心的狭隘看法，而逐渐尊重其他非西方民族的历史文化。但是在史学界，对如何解释阐述全球史观似乎还存在的很大的差异，所以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新世界需要新史学”，在地球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全球史观是否可以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思想，代表各国历史思想呢？这些依然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北京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车华玲

注释

①L.S.斯塔夫里阿诺斯（1934――2004年）美国历史学家，早年专攻巴尔干史，后致力于全球史观的通史编纂。著有《全球通史》

②吴于廑（1913――1993年）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毕业私立东吴大学，后公费留美，取得哈佛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的学位。1947年，回武汉大学任教，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编著有《世界史》、《世界通史》。

③商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④麦克卢汉。加拿大著名学者，于1962年最早提出“地球村”概念。

⑤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⑥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年）荷兰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

⑦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

⑧波里比亚。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通史》，又名《罗马史》

⑨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

⑩于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所长。

⑪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

⑫裔昭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⑬林中泽。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⑭吴晓群。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有关全球史观问题研究的综述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者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  一种新的思维活动，标志着史学观念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正在并必将对历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全球史观，即以全球文明的角度出发，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基本理论包括：①从全局即从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②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③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基本方面。④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历程是历史发展的两根主轴。“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还覆盖了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广大地区。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他本人也因为采用“全球史观”阐述历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同时，“全球史观”的持有者还认为，宏观的历史不等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另外，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通过深入研究，构建起“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他的观点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出人们对全面了解人类历史的共同要求。
近年来，全球史观也是国内外史学理论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全球史观力图摒弃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把每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的每一方面都纳入到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当中，这对于促进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深化历史研究和拓展人们的历史视野，当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全球史观绝对不是史学研究中的新教条，它仅仅是一种开放的研究指南，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尚未定型和完善，它不过反映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新趋势而已。下面就对全球史观产生的原因、正式提出、发展实践、内涵以及影响等方面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㈠全球历史观产生的原因分析：
全球历史观作为一种思维形态，它的出现既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史学家们主观认识活动的结果，是历史思维科学进步的标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全球历史观的产生也不例外。于沛曾在《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观》一文中指出：“‘全球历史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它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即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目前，尽管人们对全球化的界定千差万别、褒贬不一，它始自于何时仍有很大分歧。但是，有一点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全球化是现时代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漫长历程中，全球化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重要时代特征之一。显而易见，全球历史观就是这一重要时代特征的具体反映。就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观的关系来看，全球化表示客观事物及其运行变化的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现象、过程、规模和趋势；全球历史观则表示主体关于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一种观念、思维和方法,它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前者属于客观层面，后者属于主观层面。从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进程看，全球化催生着全球历史观的形成，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全球历史观的发展程度，全球化不仅改变着现时代的世界面貌，也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历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具体来讲，全球历史观的产生有下述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科学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是全球历史观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上，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导致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并通过统一的世界市场将各国纳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以信息网络技术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即由区域一体化向全球一体化的过渡），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产品和要素流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的配置，致使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空前增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又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使人类居住的地球缩小了，越来越像人们所形容的“地球村”。人们由此而深刻的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和依存性，这为人们突破狭隘的乡土地域观、民族观或国家观，以全球思维代替传统思维，并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全球历史观产生的根源。
第二，世界格局的变化为全球历史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自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一直是导致世界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在促进生产力飞跃性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实力的不平衡发展，从而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着明显的作用，推动着世界格局的解构、整合或重组。20世纪世界格局的几次变动进一步证实了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最高意义的革命的力量”，它“既是促进旧秩序瓦解的溶剂，又是促进新世界形成的催化剂”。在20世纪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优势地位的丧失和美国的崛起；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一划时代的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那种由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局面。显然，第三世界的力量的上升和欧洲的衰落这一事实本身使“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失去了存在的依荨Ｓ谑牵?拔髋分行穆邸钡钠撇?晌??返谋厝唬?⑽??蚶?饭鄣某鱿执丛炝颂跫??
第三，全球性问题诸如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等的出现，造成全球一体性的威胁与灾难，直接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问题不单是局部性的或区域性问题，而是早已跨出地区疆界成为全球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只靠个别国家或组织，而要靠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的协调和合作，靠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显然，解决它的前提是要求人们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视野，懂得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正是这种问题的共同性客观上要求必须“整体的考虑人类自身”，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全球主义”，即“把世界作为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因为“只有从全球一体的视角，制定和遵守全球一体的协议和公约，依靠全球一体的共同行动和努力，在全球一体化中，才能挽救人类于共同的灾难和危机。”这是产生全球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历史上的整体观思想，以及古人探索世界历史的种种努力都为全球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从史学发展史来看，近代以前就出现了要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力求寻找世界有机联系的各种设想和尝试。例如，古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其巨著《通史》中写道：“……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古代中国人的“九州”、“四极”观，以及史学家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理”的史学思想都显示出宏大的气魄和开阔的历史视野。但是，总的来说，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笼统的、肤浅的和直觉性的。这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非常落后，各地区处于闭塞隔绝状态，地区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因而，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基本上以其生活的地区为中心，把属于本民族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新航路开辟后，特别是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且还打破了各地区和各民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出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于是，历史开始由孤立的、民族的、狭隘地方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性历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将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尝试以全新的和整体的视野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法国史学家鲍杜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世界历史应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认识，人类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是世界性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世界性的。理性主义史学创始人伏尔泰也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在《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中开创性地运用比较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人类文明史，其视野遍及世界：从波斯到阿拉伯各国，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秘鲁。此后，维柯、杜尔阁、孔多塞、赫尔德等哲人，格特尔、施吕策尔、穆勒等史学家都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探讨。被誉为“世界史之父”的施吕策尔提出历史应当说明“地球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世界历史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而是“人类的历史”。施吕策尔尤其强调世界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考察，如同“人们要了解一座大城市的各条街道，如果没有一个总的图景或缺乏宏观的眼光，那么，就不会具有对这座城市的整体感。”可见，在近代，史学家们关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为后来的全球历史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五，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开始对19世纪以来的“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进行清算和批判，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历史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受到挑战，主张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世界主义史学代替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一种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以因特网数码技术为特征的信息革命这一划时代的巨变，强化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性和互动性的认识，人们尤其关注在全球化进程下如何展现世界历史的图景，全球史观的这一思想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东、西方的当代史学家们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历史之变化，开始了对“全球历史观”的全面探索。于是，全球历史观作为以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对策，在今天则更多的是应对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种理性思考。采用全球的观点来看待当今世界，这不仅是历史学家应取的治史态度，而且也是当今社会每一个人都应有的态度。
㈡全球史观的提出、发展及实践：
①西方学者最先提出全球史观，并积极研究、编纂全球史：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的首倡者；1955年出版《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最先提出，1967年《当代史导论》、1978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泰晤士历史地图集》进一步阐释。
[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专业历史学家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一起，被称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杰作。
[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和[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社会学家关于世界体系论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二著观点相左，却又相得益彰。
皮特•斯特恩斯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一个相对较为成功的用全球史观来纂写的世界历史著作。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就主张用全球观点来考察历史。他认为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70年代时，巴勒克拉夫又进一步指出：“建立全球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全球历史观”这一思想。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是本书显著的特点，“它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他认为采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史是为了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这个新时代的需要，因为“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则认为已有的研究方法不足于解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的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因此，他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不是以单个的民族或国家的变迁为分析单位，而是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不是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是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整个体系结构的演进。此外，《世界史》、《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的作者麦克尼尔和《20世纪世界史》的作者哈考特、罗宾逊等一批西方学者，尽管各自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这点看法上是共同的，都表现出一定的全球性的历史思维特点。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代表的“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58页）。在《当代史导论》中，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诠释体系（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3-16页）。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史学作品，不能不为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没有他们的努力，很难想象今天的西方世界历史诠释体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巴勒克拉夫在努力撼动“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历史研究中“民族主义冲动”所能促成的“思维境界的偏狭”提出了警告，尽管他乐观地肯定它们“已经汇入历史研究的主流”，但仍然坚持地说：“归根到底，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如果想要结出丰硕的果实，就必须像欧洲的历史学一样，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24页）。
②中国学者在全球史观问题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吴于廑《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六卷本《世界通史》，国际史坛三大世界历史体系之一（其他二种分别是前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刘新成《关于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年；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刘家和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指出：世界历史的写作，也在很早的时期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高尚的理想了。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而且，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大多数都继承了《史记》的作法。当然，这些都不是世界史，而只是一种史家注意周围世界的倾向；真正叙述全世界历史的书的出现，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的联系出现以前，要求写 真正的世界史，那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按严格的要求来说，即使晚近某些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也未必真能算得上是世界史。
张绪山在《整体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几个典例》中说以“整体历史视野”研究历史，尤其是各国、各地区交流史，这种观念在东西方都有很悠久的传统。在西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484-425BC）的《希波战争史》，虽然主要记述希腊波斯之间的战争，但内容除了涉及波斯历史外，也记述了埃及、巴比论、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地的风土人情，其视野的开阔是空前的，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视野”；在中国，司马迁作《史记》，不仅在时间上跨度大，而且在地域视野上也极为宽广，朝鲜、越南、印度、中亚和西亚各国都在其记载范围之内，也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视野”。这种“整体历史视野”在东西方的历史记载中都有传承。不过，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前，东西方的“整体历史视野”都是区域性的，主要限于欧亚大陆的一个部分。真正的世界性的“整体历史视野”是近代社会变化的产物。
中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的两次全国范围内关于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来看，破除“欧洲中心论”、重构具有整体观的世界历史体系一直是史学界的主要话题。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很早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应着眼全局，要有全局观念，应注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他先后发表了《史学上的全局观念》、《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和《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等文章，强调“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并对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论”史学传统予以揭露、分析和批判。吴于廑先生以总揽全球之视野、高屋建瓴之气势，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上论述了世界由闭塞到开放、由分散到整体的过程，进而形成了他的宏观世界史观。这一思想反映在他发表的系列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和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的总序中。他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㈢全球史观的内涵：
全球历史观是当代史学家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倾向。从上述史学家们对全球历史观的具体表述来看，它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的规范体系。就其内涵而言，所谓全球历史观是指史学家们根据新的时代特征，视世界为一个整体，并从宏观的、联系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走向的一种方法、观念和理论体系。这里所说的新时代就是指20世纪下半期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发展阶段，即今天人们称之为全球化时代。概括而言，全球历史观包含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它的全球性和整体性。全球历史观是整体观，它强调对历史考察、分析的着眼点应当是全球的而非区域的，整体的而非局部的。正像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研究历史要具有“全球性眼光”和“总体历史眼光”，“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因此，如果仅仅以单个的民族或国家为视角就难以展示世界历史的全貌、也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总体运动。
二是它的系统性和联系性。全球历史观是联系观，它强调世界地区之间、地区内部之间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有机体。如同有的学者所言：“世界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整体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以及互相碰撞和冲突”。作为研究者，其任务是探究世界内部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依存关系，仅仅靠“记述各种事件的过程，即使这种记述扩及世界范围，也未必能使人很好的理解当今世界。
三是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全球历史观强调客观、公正记述历史，平等对待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即“不仅放眼世界，展示全球，而且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并且认为“世界上的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全球历史观强调当代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它的对立面则是形形色色的“中心论”或“中心主义”（包括“地区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等多种类型）。历史上的“西欧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以及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东方中心主义”等等都是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贬低或抹杀其他民族或国家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作用，来强化本民族或国家的优越感，其中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是“西欧中心论”。对“西欧中心论”的成因及其演变过程，此处不作细论。“西欧中心论”主要强调西欧白色人种的优越性，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把西欧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他民族和国家没有独立存在的历史，这些地区的人民是白种人的负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以及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等人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典型代表。他们对白种人以外的其他地区人民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其理论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倾向，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殖民统治活动提供理论根据。各种“中心论”或“中心观”从本质上讲是排他性的、封闭性的和垄断性的，它要么是对历史缺乏客观、辨证的态度，要么是对历史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因此，对各种“中心论”或“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是形成全球历史观的前提。这种批判和否定是站在全球观、整体观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中心论”去反对另一种“中心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历史观要取消一切“中心”。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个文明中心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承认并正确对待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自然形成的不同文明中心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明在发展水平上或发展层次上必然存在着差异，但是，先进的文明不能以其先进性来抹杀其他文明及其载体的存在价值。各种文明的价值是相等的。倡导全球历史观的学者们所反对的就是那种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说，全球历史观是一个全方位、开放性的体系。
从史学思维的角度看，全球历史观属于宏观历史思维范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的特点。它是当代史学家们根据历史思维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演变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进行的反思与概括。全球历史观不仅打破了19世纪以来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思维定势和历史观，而且为史学思维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当代历史思维的体现和反映。于沛依据思维规律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状况，提出了当代历史思维的三个特征，即科学的辨证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其中历史研究中的系统性思维，“首先要求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进行认识和分析”，“体现了整体化思维观，强调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以及个别人物的活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认识世界历史；并强调对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由此看，全球历史观所倡导的不仅是对对各种“中心论”思维方式的否定，而且是以全球眼光和整体意识审视人类历史，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不单单是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在人类思维认识的发展史上是一大飞跃。
㈣全球史观的影响：
“全球史观”从20世纪中期提出，到今天已过去半个世纪，其间也经历了自己的变迁。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反对西方中心论，关注非西方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地位、价值，关注跨文化互动的作用；作为一种方法，它强调“整体历史视野”，注重历史比较和多学科综合方法的运用，提倡跨国家、跨学科合作，其贡献和影响都是巨大的：
①刘新成说：“几十年来，全球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审视世界历史的独特视角，其中值得肯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摒弃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世界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具有两个明显缺陷。其一，诸如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超越国界’的现象概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二，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和社会之间互为发展的条件，它们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这一动力因为不是发生在国家框架之内，而长期被忽视。基于以上认识，全球史家认为，世界通史的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具有依存关系的社会所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能只覆盖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一块大陆、一片海洋、一个半球乃至一个地球。从这一山麓出发，全球体系研究自然也属于全球史的内容。
第二，在超越了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之后，全球史学家提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一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当中，即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在这三大过程当中，人类几乎在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区居住下来，组成成千上万个具有独立文化传统的社会，彼此之间形成大小不一的经济或文化交流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地的天然物种被带到新的地区，各地的新技术、新观念、新信仰互相传播，每个社会也不断摸索和创造征服、利用及制约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或与后者和平相处的新手段、新模式。物种交换、移民、文化融合等以前易被忽略的‘新内容’和社会发展、商品流通、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共同成为描述全球三大过程的主题。全球史学者通过描述这三大过程，为全球化时代努力捍卫本土文化的民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第三，在上述三大过程中，全球史学家认为，最重要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因为‘人口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和传播’都有赖于这种交流，‘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历史就是世界各族互动的结果’。全球史学家着力最多的是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了说明‘互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有些全球史学家刻意用‘扩散’概念来取代‘传播’。‘扩散’原意是指历史被驱散的犹太人把犹太文化继承下来并带到世界各地。全球史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传统的‘传播’观念含有强势社会强迫弱势社会接受的意思，而“扩散”意味着弱势社会同样刻意影响强势社会。强势社会可以在政治上把弱势社会征服，但强势社会却在不知不觉地吸收弱势文化的因素，发生‘变形’。
第四，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东西方学界由来已久，但以往的批评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全球史学家却从学理上分析了‘欧洲中心论’产生的原因及其谬误的根源。他们指出，在世界历史领域造成‘西欧中心论’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前面所说的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方式，另一个是‘据结果反推原因’的分析方法。这两个认识论的错误导致欧洲中心论者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的现状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的原因，在‘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论辨逻辑里纠缠不休，不厌其烦地爬梳欧洲传统，直至把理性、科学和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特种标签贴在欧洲门口，把欧洲树为榜样。全球史学者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危害甚至及于那些主观上有益抵制‘欧洲中心论’的学者，因为后者也会不自觉地以欧洲作为参照物运用适用于欧洲史的概念和定义，在欧洲中心论者设定的语境下描述和探讨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结果在学术范式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欧洲中心论。全球史学者根据全球分析框架，指出所谓‘欧洲兴起’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从中挖掘‘普适性’的‘文化特制’只能是制造神话。
第五，全球史论者在把全球背景作为分析历史事件的新的参数以后，他们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重新进行分析得出新的结论。许多从单方面（比如某个国家）考察具有‘必然性’的事件，从多方面（比如同样参与该事件发生过程的其他国家）考察后，就会发现，如果不是各个共同条件‘提供条件’的话，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全球史论者提出，在考察一个有诸多社会参与其过程的历史事件的原因时，要充分考虑其发生的偶然性和特定条件。他们反对过分草率地下“必然”断语，提示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全球史学作为一个建构世界通史的新方式目前尚处于‘开始阶段’，美国的全球史学家自己也承认全球史学还存在许多理论学衔。最明显的缺陷是对社会内部自身发展的忽视。虽然全球史家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在这一方面研究已经做得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因此他们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有欠深入。另外，既然全球史学家把跨文化互动理解为全球发展的核心，那么对‘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跨文化？什么叫互动？’之类的问题，就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本特利等全球史学家曾经根据全球跨文化互动的程度为世界历史进程重新划分阶段，但仅仅以‘互动’这一点作为断代根据是否妥当，似乎也值得商榷。”
（刘新成先生对全球史的评论和研究情况，可参考《一个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刘新成教授访谈录》，载《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②对全球史研究在专业史学方面的贡献，本特利教授谈到三个方面：
第一贡献是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如海事地区及其他社会空间。此即刘新成所说摈弃以国家为单元的新的研究范式。
第二个贡献是全球史所研究的跨文化互动为人们反思“人的主体性与大的框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更为切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背景知识。特别是让人们认识到规定、限制人类行为的众多大的过程，为理解人类主体性与大的历史框架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变动不居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第三贡献是对欧洲中心观的批判。
本特利还谈到欧洲中心史观的表现和对专业史学的危害，以及全球史学家们为克服欧洲中心史观采取的措施。他的分析有一点应引起主义，即指出我们通常很重视的欧洲中心论的那些表现，其实是很表面的现象，除了少数恶意为之，多数属于无知造成的，情有可原。而欧洲中心史观的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变体危害最大。欧洲中心史观最典型的体现是对欧洲现代化的解释。见本特利的说明。
③全球史观对中外历史著作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皮特•斯特恩斯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就是一个相对较为成功的用全球史观来纂写的世界历史著作。其特点是：
“关注重心。全球史观关注跨文明和跨区域的事件，如移民、贸易、宗教传播、流行病和文化交流等等，对过去被忽略的文明和社会给予更多的注意。……把握世界的整体关联，‘重点描述对全球文明总过程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类经历’。
价值判断。巴勒克拉夫很早就呼吁要抛弃线性历史观，一元化的文明观，以及重心与边缘等传统观念而接受人类文明多中心论。斯特恩斯为摆脱西方中心论，对文明的界定不以西方为准绳。他认识到许多‘文明’都把具有不同体貌特征和文化的外人看作是不开化或蛮夷，因此不能以任何一种文明为标准。
历史分期。全球史观不再把欧洲历史看作是人类历史的经典发展类型，并以欧洲历史为范型来划分世界历史的阶段性。欧洲历史的突出性被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这些阶段是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的形势来概括的。
解构旧世界史话语。全球史观企图摆脱欧洲史学观念居主导地位而形成的旧世界史的话语特征，它对许多词汇和关键概念的界定和运用都退向更中性，外延更宽泛的领域，并试图在概括全球文明更广泛的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抽象。例如以‘精英’取代‘统治阶级’。”
﹙见何平：《略论全球史观对世界史编纂体系的重构（摘要）》﹚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史角度出发，一方面批判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提出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这样的方法论上的改变，对正在经历学术视野转换的研究无疑会带来新的启示和思考。此后彭慕兰便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表明了自己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大分流》作为一本以破为主的重估历史之作，它不仅强调全球性的关联和大跨度的比较，而且也一反比较经济史著作的惯常设问方式，不是质疑为何中国的江南没有如英格兰那样来一场工业革命，而是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的江南。
当然，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我国历史著作的编写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较突出的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且按照新的划分来阐述历史。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三大生产力形态，即：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的宏观历史演进的最一般的大阶段：前农业时代即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新近出版的马克垚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则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两大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马先生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从文明的长进程来看，根据生产力的变化发展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依然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办法。文明性质的变化，文明面貌的变化，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说来和它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关。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到现在为止，主要可以划分为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两种时代。”
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之处、全球史有可能对中国史研究发挥什么影响，以及当前某些中国史研究对全球史观的回应与反响。吴晓群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陈新则指出，指明世界历史是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世界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化幻象，这是承认世界历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有多少个建构世界历史的心灵，就将出现多少种世界历史，它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总结：
总之，在人们认识世界历史的漫长道路上，全球历史观是刚刚出现的新现象，正处于发展之中，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为时尚早。就目前看，一方面，全球历史观作为一种观念和方法极大地推动着史学学科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一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编纂上，而且表现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上。另一方面，全球历史观自身面临着许多挑战：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协调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化风格的本土化、世界的趋同化与多元化等矛盾；在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以及作为新的世界历史观如何既能展示世界的整体性和多元性，又能解释这种整体性和多元性的互动过程，这将是今后各国学者长期面对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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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11]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刘新成：《关于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年。
[13]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4]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和《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均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一个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刘新成教授访谈录》，载《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16][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