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从“独感”与“共感”的关系入手，不失为解读古代诗词、提高鉴赏水平的一种思路。

1．关于“独感”与“共感”

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别林斯基论文学》）丹麦文论家勃兰兑斯也说：“个人的哀伤仅仅是全民族哀伤的一个象征而已，它所体现的是当时举世存在的苦难。”（《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美国符号学美学理论家苏珊·朗格所谓“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艺术问题》）的说法，也表达了大致相近的意思。他们论述的，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独感”与“共感”的关系。古代诗词中表达的意蕴，其情感品质和容量有高下、厚薄之分，深浅、大小之别。对诗词作品来说，“独感”是前提，没有从一己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出发，作品抒发的情感必然是空泛无根的；但限于“独感”的作品，没有跳出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小圈子，也难以在最大的程度上引起读者共鸣。所以独感只有指向共感，尽量提升为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才会具有非凡的动人力量，才能成为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既有民族关怀，又有人类关怀；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终极关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下面，我们不妨从“独感”与“共感”关系这样一个视角，来欣赏古代诗词所展现的深广意蕴。

2．具有“诗史”价值的杜甫诗歌

杜甫诗，号称“诗史”，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肯定是表达了“共感”的。杜甫诗中的抒情主体，虽然不过是“小我”，但往往与民族、国家、人民融为一体，也就是“小我”融入了“大我”。如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即安史之乱爆发前一个月，诗人从自己平生忧国忧民的怀抱写起：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接着通过个人见闻来揭露统治者的荒淫：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高山）。……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响彻云霄）。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从而引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这一令人警醒的重大主题。诗歌最动人处，是最后写自己家庭悲惨遭遇的一段：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可贵的是，杜甫将“小我”融人“大我”，由“独感”指向“共感”，他在诗的结尾写道：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百姓动荡不安）。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个人的身世遭遇，已完全融入人民群众的共同悲剧之中，写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特征。

杜甫诗歌，在艺术上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事物，用不露声色的写实手法，间接地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这可以说是体现了从“小我”写起的特点。但杜诗的写实逼真，并不等于就事论事，而是从小处、实处落笔，逐渐推广到有关国家人民命运的全局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末段高吟：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你看这是何等广博的情怀！（这部分可与下面“李杜诗风比较参看。）

号称“诗史”的杜诗有此等胸襟怀抱，固不奇怪，但还有以下几类作品，为什么也具有引起千载而下读者共鸣的动人力量呢？

3．写个人遭遇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初唐诗人陈子昂，出身世家，从小有匡时济世的宏伟理想，因其政治见解和才华为武后赏识，也是武后的支持者。但由于他言多切直，屡屡碰壁，甚至因事被捕入狱。他曾两次从军边塞。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变，陈子昂第二次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东北，参谋军事。武攸宜没有将略，又骄傲轻敌，前军很快失利，陈子昂积极进谏，自告奋勇“乞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但武攸宜认为他“素是书生，谢而不纳”。几天以后，他再次进谏，这下激怒了武氏，将他贬为军曹。于是，陈子昂满怀悲愤，登上蓟北楼，写下了这首《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全诗一共四句，几乎没有一个自然意象，主要是概括性很强的人事意象。我们既不能用“情景交融”之类角度分析诗中的情景关系，也无法深挖其比兴象征意义。在写作此诗的同时，陈子昂还作了咏史诗《燕昭王》、《乐生》（乐毅）、《郭隗》，主题是共同的——表达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惟有这首诗影响巨大，为什么？

按理说，诗的主要意思出自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阮籍《咏怀》诗中“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句意也与之大体相同，都表现了在失意境地中孤独寂寞、不为人知的情怀。如何使表现的情感超越一己之感受，达到普泛化而成为人类“共感”？我以为陈子昂采取了三个手段：

第一，将所缅怀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抽象化。与他所写的其他几首登临怀古诗不同，诗中不出现燕昭王、乐毅、郭隗这些与幽州台有关的人物，也不歌咏“千金市骨”这样的历史事件，诗人在在追念前贤时，只以“古人”一词概括之；用“前不见……后不见……”这样的句式，让“古人”与当今的“来者”之间构成一种时间上的巨大跳跃。 

第二，用意象叠加手法，第三句，在邈远的历史（时间）上再叠加上“天地” （空间）这一意象， “悠悠” 一词固然用来修饰“天地”，但我们何尝不能把它看成也用来修饰“古人”、“来者”所代表的历史？如果比较一下诗人作于同时同地的几首咏史诗，会发现《登幽州台歌》不拘泥于一地之景物、一时之人事，而是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所歌咏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构成了广阔无垠的意境。

第三，将被抽象化的“古人”、“来者”、“天地”与抒情主人公相互映衬、对照。前者为静态意象、泛指意象，后者的情感表现“怆然涕下”为动态意象、特指意象。于是，在广阔无垠的背景上将一个“独”字分外地突出了——历史至久，天地至大，两者悠悠，而自我至为渺小，至为孤独，这正是抒情主人公强烈的悲剧性情怀，正是这种悲剧性情怀，深深震撼了世代读者的心灵，引起人们巨大的共鸣。这种“奔迸的表情法”（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所表现的“共感”，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故全诗虽然造语简约朴素，却具有悲壮、雄浑之美感。

4．写君王爱情的白居易《长恨歌》

如果说，陈子昂是失意寒士的代表，其诗在古代易引起一般读书人的共鸣，那么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不过是一个昏庸君王与他妃子的故事，有何“共感”可言？

《长恨歌》的创作原旨出于诗人的政治理念：“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陈鸿《长恨歌传》）但在创作过程中，诗的创作原动力――情感，与政治理念发生了矛盾，最终政治理念的表达服从于情感的表现，故使得诗的主题呈现出复杂性。关于诗的主题，学术界有三说：一是“讽喻主题”说，认为是讽刺唐玄宗因重色而误国，对李、杨的荒淫生活作了暴露和批判。但此说对诗歌后半篇明显的同情和感伤情绪很难解释。二是“爱情主题”说，认为文学不能等同于历史，这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李、杨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作者对他们是抱同情态度的。但诗的前半篇毕竟写了“汉皇重色思倾国”，“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如何解释？于是有人提出了折中两者的“双重主题”说，认为讽刺与同情兼有，诗歌前半偏于讽刺，后半偏于同情；对李讽刺多一点，对杨同情多一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探索：这首诗是如何摆脱“独感”的“羁缚”，而指向“共感”的？

首先，从诗歌的材料来源看，此诗的题材并不仅仅取自历史事实，甚至更多地来自民间传说。由于李、杨的特殊身份，历史事实也会被改造成为民间传说。在《长恨歌》写成之前，唐代民间已经流传着明皇悲念、方士寻觅、仙山问答、托寄信物等故事，这可参见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清代学者赵翼也认为是“时俗讹传，本非实事”（《瓯北诗话》）。原来，白居易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塑造文学形象，这与历史原型人物显然不是一回事。

再从诗歌的情感加工过程看，由于人民群众对安史之乱的痛恨，在传说中对故事人物不免加以美化、理想化，就为故事和人物注入了同情因素：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

这样，其爱情就超越了帝王与后妃的特殊性质，人物的思想感情被普泛化，李、杨爱情被表现得比较纯真。可以说诗歌揭示了安史之乱的政治悲剧与李、杨爱情悲剧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前半篇看，唐玄宗是政治悲剧的主要制造者，但从后半篇看，他已转化为自食其果的爱情悲剧的承担者，因而值得人们同情了。陈寅恪指出：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诗文常用题目，逐渐附会修饰，“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长恨歌》开头隐去了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妃子的历史事实，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过去认为是白氏“为尊者讳”，看来不能完全看成是诗人的个人行为。实际上天宝十五载（756年）马嵬坡事变发生时，唐玄宗已72岁，杨贵妃则38岁。诗中写“芙蓉如面柳如眉”，不过是诗人感情奔放的产物。在此之前，杨以女道士身份和太真妃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达八年之久，到天宝四载（745年）才册封为贵妃。还有诗中不涉及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瓜葛，也是诗人的一种纯净化处理。另外，可能李杨故事中也有白氏本人爱情遭遇的投射，据说白氏早年与少女湘灵相恋，后忍痛分手。所以，当《长恨歌》末尾写道：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和白居易本人对美好的爱情理想的追求，说这首诗写出了普天下人人皆会有的“共感”，也就可以成立了。

5．写亡国之恨的李煜词

李煜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亡国之君。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曹彬讨伐南唐，第二年，南唐国都金陵陷落，李后主率领大臣肉袒投降。开宝九年（976年）正月，后主与眷属数十人被押送到宋都汴京，穿白纱戴乌帽，在明德楼朝见宋太祖，封为违命侯。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李煜才被除去这一带有侮辱性的封号，加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他在写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他写的《虞美人》词，有“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句子，传到外面，太宗大怒，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煜死，享年四十二岁。

李煜词的动人之处，王国维《人间词话》有很好的评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其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李后主词是从一己的遭遇出发，却又能概括出、升华到人生悲欢离合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从个人情感中提炼出人类社会整体的情感价值，于是才会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人们早把李后主亡国之君的特殊身份忘却了。 “身世之戚”是“独感”，所以说“小”；“ 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是“共感”，所以说“大”。

同样是亡国之君的北宋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在被北掳的路上，写了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虽然词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等语与李后主词的语意相同，也写自然景象，也写梦回故国，但写杏花、写双燕，景物具体，时空拘限，只让人感到他个人感叹盛时不再的酸楚，难引起人们心灵的沟通。这就只能做到“自道身世之戚”而已。

返观李后主的后期词，是人生已到绝路，在生命尽头创作的。词人已无生的留恋，早有死的准备。作品出于痛彻心肺的人生体验，长歌当哭，所以王国维说是“以血书者”。请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   

在艺术表现上，他不对身处的环境、周遭的景物作具体逼真的描绘，也就是抽去了作品情感、意象、时空的特定内涵，把它们普泛化，做到了情感的超越、意象的超越、时空的超越。他本来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词中表达的无非是一个从占有（什么都属于他）到失去（什么都不再属于他）的绝望者的哀鸣，但他从人生悲欢离合的角度抒发情感，“春花秋月几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别时容易见时难”、“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就做到了情感的超越。词中所用意象，如“故国”、“雕栏玉砌”、 “无限江山”等，本来都有特定内涵，是指南唐小朝廷；但一旦这些特指意象与泛指意象、虚拟意象相结合，如“春花秋月”、“小楼”、“朱颜”、“春意阑珊”、“流水落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等，意象的外延就具有了宽泛性，这就做到了意象的超越。词人还有意拉开时间、空间的距离和幅度，将过去与现在、白天与黑夜、天上与人间、梦境与现实对照，时而时间闪回，时而空间对比，这就增大了作品情感的容量，使他的哀愁显得好像充塞天地，无穷无尽一般，这种情形，我称为时空的超越。由于这三个超越，使他的作品艺术概括性特别强，于是从独感指向了共感。

课标在“教学建议”中指出：“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作品的文学价值，是由读者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往往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应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重视对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与把握，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本文所提供的浅见，希望对此种导向有一些实践层面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