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境界”

肖小权

读书有许多不同的境界，但大致说来有两钟，一是“人要知”，一是“要人知”。要人知者多炫学显己，唯博声望与功名。人要知者多为求知解惑，究万物之本性。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显然后者更显高雅，也更易获得成就。

在愚看来，古今读书较多者纪昀应算其一。清帝乾隆是个有为之帝，纪昀承命率一帮人编《四库全书》时间紧，要求高，稍有不慎就会受到申斥。但纪昀不畏皇威，广览群书，索引求证。据传《四库全书》的总目他均过目，有些系亲自所写。一辈子倾其所学，等书编完，纪昀自个也快退修了。鲁迅先生晚年向后辈谈到此书时，讲《四库全书》要细看，有些要背诵，可以终身受益，足可见纪昀的功夫。就这么读了一辈子书，似乎他还没读够，晚年纪昀还诗吟“拟筑书城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较纪昀还早一点，清初学人朱彝尊，集“学，诗，藏，刻”于一身，竟因读书惹出祸端。原因也简单：朱彝尊工作在朝堂之内，常能读到人间难见之书。为方便自己研读，他竟鬼迷心窍，违了皇帝老儿的规矩，私带“书手”进馆“抄”书。终有一天被人告发，被皇上给贬了。更搞笑的是他“贼心不改”，路过山西时，朱彝尊又把顾炎武拉来，一起抄一部他在途中从民间搜到的“孤本”。不过朱顾两人此时山高皇帝远，没了忌惮。据传他们每天边抄边读，边读边习，边习边饮，那读书的痴狂与境界远不是现代人所能景仰了。季羡林先生晚年曾有一文谈到读书，他讲“读书之乐乐陶陶，有如神仙快逍遥”，我想大概就是这种境界了。

读书的另一类便是要人知。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炫己邀宠，功利之极。清代高士奇本为翰林侍讲，入值南书房，也就是伺候皇帝文字方面的事。虽不学无术而又不知谦逊用功，他常备银子于口袋，给皇上最近的宦人小施一番，顺便打听主子正在读什么书，自个马上回去准备，以备皇上讯问。高士奇还养了许多门客为捉刀人，出书之后只署其名。同代读书人均瞧不起他，以至求序于同事秦松龄竟遭了婉拒。读书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何趣呢？

康生早期在延安负责“社会部”，本是一个安全调查机构，后来因为一篇谈哲学的文章引起主席的注意，再后来他便有了一些想法。从后来解密的史料看，康生也经常向主席的秘书乔木同志以及卫士子龙，银桥等同志打听主席最近在读什么书。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文革时康生一度曾升到比总理还高的政治地位，被誉为党内理论第一人。只可惜在庐山会议上一不小心露了馅，站错了队，从此一蹶不振。康生后来病重，临走时还对身边的人讲根据自己最近研读的早期资料，党内还有两个人值得怀疑。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他的最后一举究竟该怎样理解呢？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还是回归其做人的本性？历史真是一面镜子，人性的善美折射得淋漓尽致，象这样读书又有何益？

再回到现实。沙中乃读书圣地，数十年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精英。每位沙中的新老学子无论文理，愚认为不妨都来思考一下读书的“境界”问题。读书为功利，，为生存对一些人是无可厚非的，但社会也需要象纪昀，朱彝尊这样的大家。沙中的学子有权力追求个人的发展与幸福，但不能以功利为唯一目的，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每位同仁，读书的“境界”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安身立命，做人做事的品格问题。那些无论做什么都想“要人知”的想法我认为不应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性。今年正值我省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根据课改先行的江苏，宁夏，广东等地的经验，新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很多。静下心来读点书，真正研习点东西，不唯上，不唯往，去掉我们身上的浮躁与娇气，发挥个人钻研与团队协作的精神，多解决些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只有做到了这些，才无愧于我们众多的莘莘学子，无愧于我们这所百年名校的荣誉，也无愧于我们作为职业教师的本分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