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转自：http://shc2000.sjtu.edu.cn/0601/womeny.htm

在西方发达社会，“科学主义”（scientism，即“唯科学主义”）通常是一个贬义词，其含义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到“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国内有些学者在不知道这些背景的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既然是好东西，“科学主义”自然也就是好东西，甚至放言“提倡科学主义”，造成很多误解。许多人有一种朴素的推理：因为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今天科学主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好的，至少是不应该批判的。却不知道科学主义其实已经产生了许多消极作用，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许多危害。事实上，科学主义只会阻碍而不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哈耶克曾对科学主义有所论述，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矛头并不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唯科学主义者往往并不是一个科学家。哈耶克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徒子徒孙。

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详见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

方法的移用，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确实也有将自然科学方法移用于人文学术而取得积极成果的，但总来说意义不大。那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全面应用于人文学术的信念，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荒谬的。

但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于自然科学方法之移用于人文学术，而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我们现在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倒还不搞计划学术，而在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却反而来大搞计划学术了。

现在我们的某些管理者，将办大学看成造房子。造一幢房子，通常是可以事先计划好一切的：所有的工艺都是现成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早就准备好的，按照一定的规范，按照图纸操作，按照计划施工，当然就能限时限刻将房子建起来。这是典型的工科思维方式。许多人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成效显著，就想当然地要将它推广到文科、理科的研究中去，还想推广到我们所有的精神生活中去。然而，搞教育或者搞理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人文学术研究，都不是造房子。

另一种理念是这样的（这其实也是西方传统上对待学术的方式）可以称为“播种·观察模式”：在一块地里播一些种子，浇水施肥，观察这些种子，里面会有一棵或者若干棵长得很好，就有可能会出成果。事先并不能知道哪颗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哪颗会发育不良。如果中间有一些死掉了，这并不意味着播种的失败。能否出学术成果，本来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要资助足够数量的一批人，这批人里边谁能出成果？什么时候出？出什么样的成果？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学术气氛，早晚会出成果。而不能象造房子那样事先计划好一切。

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就是量化考核。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计划学术，为什么还要追求那个量呢？所有对量的追求，都是来自计划。比如说，一个学校现在SCI论文排名全国第几，然后计划5年之内要提前到第几，就开始要求由现在的论文数量，在5年之后提高到多少，增加的论文数量分给各个院系，物理系每年要增长多少篇，数学系每年要增长多少篇，如此等等，大家都以此来层层考核、层层压指标。计划的目的就是几年之内出多少多少成绩，到时候出不了预期的成绩怎么办？只有掺水分，吹牛造假，这些就是“泡沫学术”。所以泡沫学术就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有人认为泡沫学术是学者道德自律不够的缘故，这样说不公平。如果不搞计划学术，这些泡沫本来是不会产生的。

还有些人，其实并不想好好搞学术，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搞学术，但他工于吹牛，可以规划出很好看的蓝图，希望通过这些镜花水月的蓝图欺骗领导，欺骗同行，获得重视。如果经常让这种人得逞，就会鼓励效尤，造成一种环境，大家都热衷于做计划，填几十页长的表格，花精力去吹牛，“讲故事”，而真正做实事的人就会受排斥。计划学术很容易鼓励吹牛，吹牛就导致泡沫学术。

计划学术直接来自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这个思想直接来自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告诉你这样一个信念，认为自然科学能够把整个世界都解释清楚并加以征服，一切事情都可以事先规划好。但这个信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即使有规律，是不是能全部被掌握，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被掌握，都还是问题。如果眼下还不能全部掌握，那就意味着不能搞计划学术。西方对学术普采用遍“播种·观察模式”，就是因为他们承认不能全部掌握产生知识成果的规律。

平心而论，量化考核不是没有一点好处。当年泰罗（Frederick W. Taylor）通过对搬运工人的工时和动作进行精密研究，对工人的负荷、时间、动作进行精密设计，合理安排工作程序及速度，省略多余动作，节约工人劳动，让工人严格按照管理人员的指示进行工作，由一名拿着秒表的管理者掌握工人工作中的动作、程序和间隔休息时间。最后，工人一天的生铁搬运量可以从原先的平均12.5吨提升到47.5吨。这就是量化带来的明显好处了。

据说泰罗从来不愿意把他的这套玩意儿称为“泰罗制”——他坚持称之为“科学管理”。这个称呼正是如今的管理者最爱听的了。然而，我们今天学术界流行的量化考核，还没有到达泰罗制那个层次上。

我们今天的量化考核，主要是着眼于防止学者偷懒。那些管理者认为，如果不对学者进行量化考核，学者就会不写文章，不做研究。而实行量化考核之后，规定——比如说吧，教授每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3篇论文，那成果就会多起来：一个教授3篇，10个教授30篇，100个教授300篇……，想想看吧，“科研成果”不就成倍增长了吗？

但是，学术研究——包括人文学术研究和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当然不是搬运生铁。就是泰罗重生，他也无法在大学里推行他的“科学管理”。他可以对工人的负荷、时间、动作进行精密设计，将生铁搬运速度提升到每天47.5吨；但谁能对学者的负荷、时间、动作进行精密设计，将论文写作速度提升到某个具体数值（目前是每年3篇，有些管理者恨不得是每年30篇、300篇）？

就像我们不能在“全人类都是罪犯”的假定之上设计我们的法律制度一样，我们怎么能在“所有学者都想偷懒”这样的假定之上设计我们的考核制度？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在合理的制度之下，即使有少数学者得以偷懒，那也只能视为必要的代价。

搬运生铁之类的简单劳动是容易考核和落实的，生铁搬一块是一块，运一吨是一吨，但是论文、专著等等都是很难考核的东西，学者们在量化考核之下，被逼无奈，自然只能生产“泡沫论文”——形式上规范十足，内容则空洞重复——应付考核。学术泡沫由此产生，垃圾论文和所谓的“专著”大量涌现。许多官员的“管理政绩”出来了，许多报表的“成果数量”上去了，这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派虚假繁荣。

然而，我们要这样虚假的学术繁荣干什么呢？

最近有资料表明，虽然我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单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之类的指标上，我们在世界上排名第126位！这就是说，对于我们发表的大量“泡沫论文”，国际同行根本不屑一顾！

而且，量化考核的弊端还不止于此。上述虚假繁荣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因为在量化考核之下，制造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的人明显获利，而那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则明显吃亏。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学问本来就很苦，现在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不说，还要眼看制造学术泡沫的人春风得意，在这样的示范作用之下，要不了多久，学风必然迅速败坏。

学风的败坏又会迅速祸及下一代。因为现今量化考核中的重要一款，是要求研究生论文答辩之前必须在某种档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若干篇（比如，理工科的博士生要求发表3篇“SCI论文”，文科则是3篇“核心期刊”论文）。而研究生又在大规模“扩招”，但刊物却仍然是那么几个，于是刊物开始权力寻租，让研究生出“版面费”来买文章的发表。至于打招呼、拉关系、走后门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们的研究生，刚刚进入学术殿堂，就要接受量化考核的洗礼，就要接受学术腐败的启蒙，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量化考核，许多人有“且先应付上头，别的以后再说”的想法，殊不知这种想法不啻饮鸩止渴。有些事情就像物理学上的“不可逆过程”一样，危害一旦产生，他日再想消除就很难了。学风一旦败坏——事实上已经严重败坏了，再要重整重建，恐怕至少又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吧？那时人们必戟指痛骂今天的量化考核：“这是什么人搞出来的，贻害无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