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课续论

（3）

何成刚  沈为慧

第七条：荣氏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成长的“春天”？一战后怎么会走下坡路呢？国民政府前期的情况怎样？遭受沉重打击以及萎缩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如果不考虑材料的真伪，对“情境二”进行分析，“春天”出现的原因应有以下四点：一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倡办实业；二是欧洲列强的对华输出减少，订货增加；三是荣氏兄弟抓住机遇，扩大生产，强化企业管理，改进促销手段；四是人民群众在爱国运动中，提倡国货。《实录》之“思考二”的答案中没有提到第三点。

“思考二”中提出了荣氏企业走“下坡路”问题，但课堂上没有给予解答。我们完整展现“情境二”的出处——《中国通史》中的有关材料：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显然，荣氏企业蒙受损失的原因是“内外压迫”，而不是“情境二”中所说的“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且，“情境二”给人以这种的信息：此后几年荣氏企业持续走下坡路。其实，面对困境，荣氏企业积极应对，通过整顿和改革，于1924年就度过了难关。

国民政府前十年（1927年到1937年），荣氏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对比“情境三”与“情境二”提供的数据，1932年荣氏企业的面粉产量在全国的比重由1914—1922年的29%，提高到1932年的30.7％。这一点七的百分点能否说明其“发展较快”呢？《中国通史》的记载：“1927年，……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但时，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

就这段材料来说，从1927年到1934年，荣氏企业发展相当艰难。其原因有：企业负担沉重，政府强行干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抗战期间，荣氏企业遭受沉重打击。根据“情境三”分析，其原因只有以下两点：战争的破坏，日本的掠夺。无法从所提供的情境中得出“官僚资本压榨和国民政府统制经济”这两点原因。

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日趋萎缩。其原因有哪些？“情境四”提供了相关史料。但从“美国产品的大量涌入”，难以得出“经济掠夺”的信息；得出“美国商品的竞争”这一信息似乎更加妥当。从材料中难以看出“苛捐杂税不断增加”。不过，可以得出“内战的破坏”这一原因。

第八条：荣氏企业发展史应如何分期？

设计者是以四则情境来揭示荣氏企业发展的四个阶段，并映证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这也是值得思考的。有无充分的数据材料说明荣氏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应该结束于1912年？是因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还是如“情境二”所说的“1912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荣氏企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1912—1922年，荣氏企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始于1927年，是因为国民政府成立吗？国民政府的成立对荣氏企业的影响如此迅捷，有何数据史料可以说明？还有，1922—1927年之间荣氏企业发展情况怎样？这5年应属于哪个发展阶段？显然，以近代政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作为荣氏企业发展阶段的标准是非常随意的做法。

“思考三”认为，“国民政府前十年，发展较快”，“抗战时期，遭受沉重打击”，为何还把1927—1945年列为一个发展时期？太让人费解！

第九条：荣德生1943年书写的对联应该怎么念？

设计者为了将本课的思想性升华到人文关怀层面，打出荣德生1943年书写的“对联”图，并将其叙述为：“意诚言必中，心正思无邪”，再问学生“你从对联中获得了哪些感悟？”

我们的疑问是：这副对联是这么念的吗，还是应该念成：“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稍微有点读对联的基本常识，都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啊！不知道，念错顺序的对联能让学生获得什么感悟？

三

通过如上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如何实践高中历史新课程以及进行史料教学，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这里，我们谈谈几点体会：

第一，要树立课标意识，认真研究《高中历史课程标准》，领会课标精神，关注学术前沿新动态，这是备课前的基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即，教师备课前的首要工作是研究与确定师生应该围绕什么学习内容来展开，并以此分配教学时间，而不是相反。这个如果不解决好，过于强调教学方法肯定容易导致教学效果的低效或无效。实际上，在只有短短的45分钟的公开课内，选择上这节课是否合适，是设计者应该斟酌的问题；

第二，提高史学理论素养，提高史料使用、驾驭与分析的能力，引用史料应注意完整性，不能断章取义，不能随意拼凑与组装，不能篡改史实。在史料教学中力争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杜绝犯“用史料说明教材结论的毛病”（中山大学孙宏云博士语）；

第三，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从服务教学目标这一点出发，如果为了追求教学方法上的“创新”而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就值得商榷了，这也与有效历史教学的宗旨是冲突的。本小文并没有否定范例教学法，而是认为范例教学法的使用一定要谨慎。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都有其利弊，必须对其利与弊权衡以后再决定是否使用。

《历史教学》主编任世江先生曾在《广东省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观摩与交流研讨会”述评》一文就影响高中历史新课程实施的障碍时指出：“在笔者浅见，最大的问题是专业功底不足”。这哪里是“浅见”，简直就是真知灼见。最后，我们以任世江先生的这一观点结束本小文：“只有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新课程提倡的教育理念才能得到理想的落实”。

参考文献：

1、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任世江：《“广东省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观摩与交流研讨会”述评》，《历史教学》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