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去年有机会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8级部分学生在中学教学实习，其中有实习老师讲初中一年级的中国古代史。笔者随便翻阅了该书中的某些内容，觉得与史实出入之处颇多。限于篇幅，笔者此篇小文仅就《诗经》中的《硕鼠》篇的主旨，冒昧谈谈自己的拙见。不当之处，敬请商榷批评为盼。

该书关于《诗经》中的《硕鼠》篇的主旨解读，是这样叙述的：

“《硕鼠》是《诗经》里的一首民歌，歌中把奴隶主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奴隶不堪忍受剥削，一心想从奴隶主的土地上逃跑，寻找安乐的地方。”

笔者认为，编者对于《硕鼠》主旨的解读，忽视了诗歌创作的背景，从艺术化的角度，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强加给诗歌创作者，造成了解读的错误。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对《硕鼠》篇进行重新解读，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硕鼠》的创作背景，王符在其《潜夫论·班禄》中这样说的：“履亩税而《硕鼠》作。”桓宽在其《盐铁论·取下》也持同样的观点：“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

“履亩税”，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土地的多少来确定征税的多少，这与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宣布的“初税亩”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正如《春秋公羊传》鲁宣公十五年对“初税亩”的评价：“‘初税亩’，‘初’者何也？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即取代传统的“籍田而力”的徭役租，这是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的重要表现。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学界关于“履亩税”及“初税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集中有代表性的分歧有两种，比如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认为“履亩税”及“初税亩”是封建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1]，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根蹯先生则认为，“初税亩”虽然不可能是土地私有的地主经济确立的标志，但它确实推动了农民独立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民土地私有化的进程[2]。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分歧中也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履亩税”及“初税亩”的推行，确立了土地的私有权，从而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显然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硕鼠》篇中的所提到的“硕鼠”，比喻的并不是贪得无厌的奴隶主，而是地主阶级；而《硕鼠》篇中的“无食我黍”中的“我”也不是指奴隶，而是指已经拥有人身自主权和部分土地所有权的自由民。

笔者认为，正因为“履亩税”及“初税亩”的推行，大大加重了自由民的负担，他们才在内心处发出“无食我黍”的强烈抗议。这也是符合逻辑的：自由民拥有土地上的生产物的所有权，而奴隶是根本没有这种所有权的意识的，因而也就不会发出“无食我黍”的呐喊了。那么“履亩税”及“初税亩”的剥削程度到底有多深呢？

杜预注《左传》鲁宣公十五年对“初税亩”的评价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

孔颖达疏：“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谓十亩内取一。旧法既已十亩取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谓十内税二，犹尚不足。则从此之后遂以十二为常，故曰‘初’。曰‘初’，言初税十二，自此始也。”

显然“履亩税”及“初税亩”下的自由民所承受的剥削是明显加重了。笔者认为这才是诗歌《硕鼠》篇诞生的主要原因。自由民把新兴的地主阶级比喻为硕鼠，反对沉重的剥削，对此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可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则不应该忽略，那就是该诗歌反映了诗歌作者对“履亩税”及“初税亩”的憎恨，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反对，在我们今天看来，其思想主旨是极其消极的。当然我们又不应该苛求古人，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生活的安乐与否，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又损害他们利益的社会改革，他们表现出来的种种不适应，也是人之常情的。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一点上的叙述也是自相矛盾的。《中国历史》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采用的是郭沫若先生的“春秋战国封建说”的观点，可是郭沫若先生对于“履亩税”及“初税亩”评价是相当高的，称其为“封建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那么在“履亩税”及“初税亩”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硕鼠》篇，怎么能把硕鼠比喻为奴隶主阶级呢？怎么能把《硕鼠》篇中的“无食我黍”的“我”解释为奴隶呢？ 

注释：

    [1]郭沫若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又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李根蹯《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