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8－0053－03    

    近年上海历史高考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其考查形式的灵活性和考查目标的探究性尤为突出，与全国试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上海卷里每年都可见许多新气象新动向，这是历史教育界一致公认的。
    不过笔者撰写此文，不是评价2005年上海历史高考试题的优点，而是希望以第30道题为例，主要就其命题中的缺憾，冒昧做一番挑剔。并提出今后类似命题的建议。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原题如下：
    30、民国初期学生心目中的伟人
    1913年对3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崇拜的人物依次为：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范仲淹、岳飞、王阳明、黎元洪、华盛顿。
    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一环是提出课题。某中学历史学习小组针对以上材料展开讨论：
    甲：中小学生崇拜孙中山、华盛顿，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乙：你看这些学生崇拜的仍是孔孟，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变化不大。
    丙：没那么简单。他们为什么既崇拜孙中山、华盛顿又崇拜孔孟呢？
    问题：（1）你如何理解甲、乙的说法？丙为什么说“没那么简单”？
    答：甲：共和体制确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乙：封建传统观念仍有影响。
    丙：他们既崇拜孔孟，又崇拜孙中山和华盛顿，说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
    （2）根据上面的讨论，为他们的研究拟定一个题目。
    答：所拟题目规范、切题。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则问题比较严重的试题。这则调查问卷其实来源于1913年7月1日出版的《时报》。该报刊载一则报道，具体如下：应考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三百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而非“300名”中小学生。其中命题人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而非一般的“调查”。统计的结果是：崇拜孔子者157人，孟子61人，孙文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文正8人，岳飞7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4人，程德全3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伯夷、周公、仲田、苏秦、张仪、秦始皇、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重根、蔡普成……各1人，此外23人没有崇拜对象。很明显，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与原始出处相比，已经被命题人“自作主张”地删除了若干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们详细地看完这则报道的话，这道试题提供的参考答案就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了。
    第一，崇拜孙中山的学生只占5．7％，比例非常小，在革命势力极强，风气极盛，教育又较为发达的江苏，学堂学生做出如此的选择，怎么能说明“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呢？再说，一场并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便出现“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的局面，是否乃后人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心理所致？尤其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形势下，“深入人心”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1913年时的这300名中小学生，在当时中国可以算是“中高级知识分子”，如此高的学历对孙中山的认识尚如此这样，那些在广大的农村和乡村里，没有读过的书的人，对于“民主共和”的认识又该如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300名中小学生，只代表社会中的极小一个群体，在当时的社会民众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这份问卷调查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值得怀疑的。
    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实际上，1913年前后，孙中山并没有袁世凯的“群众基础”雄厚，这已被众多的历史史实所证明。否则，袁世凯怎么会轻易地“窃”了民国呢？当然，袁世凯“窃”民国一说并非历史的评价。实际上孙中山自愿交出民国大总统之职，就是考虑到了袁世凯在当时颇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不能仅仅以学生崇拜孙中山就断定“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是不严谨的。更严重的是，试题命制者草率地删除了调查的重要数据，没有了这些宝贵的数据，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引导学生从历史教科书中照搬结论，这与“以论带史”有何区别？
    碰巧的是，笔者在翻阅1919年1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4号时，发现了陈大齐发表的一篇文章：《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其中问“古人中你最佩服的人是谁”？学生们的回答是（按选数多少排列）：孔子（97人）、颜回（33人）、花木兰（11人）、岳飞（9人）、夏禹、闵子骞、曹大家（各4人）、曾子、孟母、孔融、秦良玉、司马光（各3人）、孟子、班超、匡衡（各2人）、神农、舜、管仲、商鞅、缇萦、苏武、关公、孔明、王安石、欧阳修、方孝儒、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华盛顿、林肯（各1人）等。命题者如果将这个调查材料和如上《时报》报道并列放在试卷里，学生还能得出“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结论吗？
    第二，参考答案认为，学生崇拜孙中山和华盛顿，反映辛亥革命后社会发展“新”的一面。在笔者看来，学生崇拜华盛顿的事实，并不是辛亥革命后的“专利”，因为早在辛亥革命前学生崇拜华盛顿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道理很简单，华盛顿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在清末学校历史教科书中都有大篇幅的论述和相当高的评价。命题者只有向学生提供充分的材料以揭示清末学生并不崇拜华盛顿，辛亥革命后学生才开始崇拜华盛顿，那么参考答案中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似可勉强成立，之所以用“勉强”一词，是因为，可怜的是崇拜华盛顿的学生只有1人。
    在笔者看来，学生崇拜“孔孟”，是否就一定反映了社会发展“旧”的一面？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应该说，《时报》中的调查，是一个存在疏漏的教育问卷调查。学生为什么崇拜“孔孟”？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调查里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仅仅因为学生崇拜“孔孟”就断定反映社会“旧”的一面是武断和草率的。不过据笔者掌握的许多材料来看，整个民国时期学生对“孔孟”普遍怀有崇敬的心理，比如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第2号发表王衍康的文章《高级小学生国家观念测验统计》，1936年《教育杂志》第26卷第1号发表张文昌的文章《青年问题研究——杭市577名高中学生调查表统计结果》，都充分地显示：民国时期学生对于“孔孟”的道德人格非常钦佩。在民国的《历史课程标准》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孔孟”主要讲述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政治思想（比如“仁”及“仁政”思想）因而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即使在今天的学校历史教育和语文教育中，“孔孟”也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崇拜“孔孟”的学生也为数不少，那么这又该怎么理解呢？
    笔者只能做这样的猜测：在命题人意识里，“孔孟”是封建社会的代言人，是“旧势力”的代表，民国成立了学生就不能再崇拜“孔孟”了。奇怪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这种过激观点，竟然“变相”地出现在今天具有选拔功能的历史高考试卷中，这自然让人非常遗憾。
    其实只要我们看看学生选择出来的这些历史人物，无非是政治家、军事家（多是将相，只有一个帝王，这是一个宝贵的信息，能很好地说明“辛亥革命后帝制思想受到削弱”，也说明当时学生思想认识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遗憾的是“参考答案”中也没有体现出来）、思想家和科学家等；我们有理由认为，学生心目中的“孔孟”，其主要形象是积极的。如果当时的学生知道今天竟然有人将他们的选择视作“旧”的反映，他们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非常严重。仅凭简单的一则问卷调查资料就希望学生充分挖掘其中隐含的历史信息，其实不符合史学探究的原理。我想，即使在今天日常历史教学中也没有这样的老师让学生仅仅就一则历史材料在缺乏其他历史材料对照的情况下便让学生开始发表“长篇大论”得出的结论。何况在高考历史试卷中如此考虑更是危险，因为学生在考场上没有充分的条件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文献来进行辨伪考证，只能用命题者“主观选择”的材料来分析，其实结论已经“定”了。而且，用一则虽然比较新颖但有问题的材料来验证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是否是另一种“本本主义”呢？何况历史教科书中的这个结论早已在史学界没有了“市场”。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某些阅读视野开阔或浏览了不少史学书籍且掌握了新的史学观点的学生，并不认同“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一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的话，学生还能得分吗？笔者虽然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试卷提供的所谓“参考答案”绝非仅供阅卷老师“参考”，其实际上的权威性似不会受到影响。简言之，这道试题充分体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教育理念。由此看来，命题者的主观动机是考查学生的探究性思维，但其做法在导向上和吸取史学研究成果上并不理想。
    所以，笔者认为，命题者在命题时，已经有了一个主观上的预设结论，即思想意识里长久存在的既定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去裁减、选择史料，并希望学生阅读完这则史料后能得出命题人“期盼”已久的结论。这种“先入为主”的命题思维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注：这种预设结论是否正确？学生如果没有解答出命题人意料中的结论，阅卷人是否会尊重学生的思考？依笔者之见，高考试题改革在考查学生探究性思维上，因为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法克服的障碍，有着一定的封闭性，是不能和日常历史教学中开放性十足的探究性思维训练相比的，在确保命题科学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与历史课程改革“接轨”，还要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才行。笔者如此认识，绝非先见之明，而是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犯下了太多的错误，从而总结出来的教训而已。

                                                     二

    笔者虽然提出了如此多的意见，并不表明这道试题“一无是处”，请读者们千万别误会。在笔者看来这道试题背后隐藏着一大优点，不能忽略，甚至全国卷也应该借鉴。同时，如果我们将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补正完善，这将是一道相当“出彩”的试题。
    这道试题的优点在于，命题者旨在希望通过民国初期中小学生的社会认识和历史认识，考察学生对民国初期历史发展特征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近些年来史学界开始“眼光向下”，关注社会民众史的研究趋势，进而实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融通互动的目的。
    这里有一点要澄清的是，历史教科书中绝不乏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内容，但遗憾的是，这思想史绝非社会民众的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系少数精英人物的思想史。比如，历史教科书中大量充斥着少数精英人物的“名言警句”，至于普通民众的社会认识及历史观我们从历史教科书无从得知。实际上，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上层社会和中下层社会两个分野的世界。我们通过历史教科书，获悉的只是其中的“上层世界”的思想，而那些容易引起学生阅读兴趣的真正的社会民众的思想史，却没有其应有的地位。其实，社会民众的思想较上层世界的思想而言更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社会史的叙述主体确实是社会民众，但民众在历史中的“话语权”却无情地被剥夺了，更具体地说，社会民众所思所想，我们不得而知。结果是，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就替“他们”做主了——所以严格来说，历史教科书中的思想史与社会史，是残缺不全的思想史，是缺乏“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史。总之，二者之间可以说是两张皮，缺乏真正的交流和融通。简言之，目前的历史教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并没有给学生一个生动、丰富、多样乃至多元的历史，学生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整。可喜的是，历史教育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探究性教学的理念来弥补。
    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如何实现真正的“交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以笔者目前的学力尚不足以深刻地阐释清楚这一问题。就中学历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而言，笔者以为，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比，精英人物的思想往往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如果企图以精英人物的言论来揭示社会发展的特点，那么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片面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从历史上找出可以验证精英人物的思想，其实并不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该精英人物的思想就符合实际，比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学生崇拜孙中山就断定“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恰恰相反，从浩瀚如海的历史中我们不难找出与精英人物思想观点相左的社会现象来。所以，我们以往对于思想史与社会史互动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社会史不应当只是来论证思想史的合理性，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史也可以充当思想史的背立面。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笔者建议，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历史教师或命题者在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互相验证的同时，也应注重二者之间的“不和谐”现象，然后以此引导学生加深对历史的全面认识。联系这道试题，笔者建议，第一，恢复这则报道的完整性；第二，增加新材料，以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实际。
    比如增加材料一：1912年《申报》载：“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面已。人民既乏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尤未改革。”“于共和国之组织，若选举，若会议，及其他人民对于国家种种应尽应享之权利义务感不谙熟。”“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之原理。”——据张静如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材料二：1916年《新青年》载：“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据丁守和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这样，从思想及社会两个角度考察学生对于民国初年社会发展的认知，尤其是“民主共和并未深入人心”的认识，其主观认识更要接近于客观的历史。
【作者简介】何成刚（1977－），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
            吕准能（1965－），男，浙江师大附中历史高级教师，从事历史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冯一下、李洁．京派与海派：高考历史全国试题与上海试题比较研究[J]．历史教学，2004（3）．
[2]何成刚、刘道梁．高考命题改革的新动向：以2003年文综第38题为中心——从历史课程改革的角度分析[J]．历史学习，2003（12）．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04，（2）．
[3]何成刚、吕准能．2004年历史高考试题总体刍议[J]．历史学习，2004（7、8）．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