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眸沈从文先生的照片，黑白底片里渗透出的温和灵息，总有一种钵依自然的宁静自心底悄然升腾，忍不住扣响远年的时空，寻觅先生那文学与文物交融的奇特人生足迹。

沈从文,我国著名作家和文物研究家。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金介甫在《沈从文论》一书中高度评价沈从文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家，仅次于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子女看的”。新加坡王润华在《沈从文：一只不断上涨的绩优股》中写道“时代改变了，沈从文的价值就像一只绩优股，每天都在上涨”。西方文学界两度将沈从文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1978年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10月应美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邀请，以著名作家和文物研究家双重身份赴美国访问并讲学，所到之处都受到极大的欢迎和好评，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无畏—生活的跋涉

沈从文先生一生坎坷。

1922年7月，20岁的沈从文，从偏远的苗家小县来到北京“求学那课永远也学不完的人生”，有大半年住在了酋西会馆。半年后搬到沙滩附近银闸胡同一间又黒又小的公寓，因为原为堆煤用的，弥漫了潮霉的味道，先生戏称为“窄而霉小斋”。沈从文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面自学写作，随身携带的钱早已用完，失业、贫困，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生活窘迫至极，北京的冬天气温时常降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他不敢让伙计把早被西北风打透的“窄而霉小斋”的墙壁补一补，因为没钱交房租，害怕二掌柜阴沉的脸。

沈从文在北京有一个有权势的富有亲戚，就是声名显赫的熊希龄，但沈从文拒绝投靠他，他说：“我早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倦，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他有冻死迎风站，饿死挺肚行的傲骨。面对挫折，依然勤耕不殆，因为家乡的生活教育使他学会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灰心。但对于友人的帮助，沈从文却时刻铭感于心，譬如郁达夫的关怀，林宰平的赏识，徐志摩的提携，胡也频的资助。

1928年初，沈从文等人随北新书局一起迁到上海，母亲、妹妹和他住在了一起，妈妈有肺病，妹妹要读书，治疗、学杂、生活都要用到钱。而和胡也频、丁玲合创的《红黑》、《人间》杂志因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宣传纸自是得不到政府津贴，也不愿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而更好地营利，因此经费也要从微薄的稿费中抽出。然而稿费却时常微薄到没有，沈从文出版了十几种小说单行本，但奸诈的出版商却敷衍、拖欠甚而赖帐，沈从文经常吃闭门羹，因此自嘲自己是个“文乞”。稿费拿不到，沈从文只好继续拼命写，以每千字五毛钱的最低市场价廉价的卖文为生。他的身体累垮了，鼻血一直流，衣服、案头、稿纸经常血迹斑斑。母亲不忍儿子受累，执意回凤凰老家，母子最后洒泪挥别，直至1933年底母亲病逝，沈从文当年怀着的一个梦想，就是“让妈妈的脸胖一点”，终究没能实现。慕名拜访沈从文的人甚至把他当成作家的仆人趾高气扬地训斥，他也便将错就错和来客周旋。《红黑》、《人间》也终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刊。

抗日爆发后，沈从文随从杨振声、朱光潜、钱瑞升等北大清华教授离开了北平，踏上艰辛的流亡路。一路上，北平、天津、上海、太原、苏州相继沦陷。后来，沈从文一家住在昆明乡下，房子破败不堪，时刻有倒塌的危险，直到1946年才回到北京，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等四家报刊的文艺副刊。这时期生活稍有改善，他像郁达夫当年帮助他和徐志摩鼓励他一样热心帮助、培植经济困难的文学青年和文坛新秀。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就降临到了沈从文头上，沈从文被揪出来当成“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 60多岁的老人被当成黑帮老手批斗，家被抄了8次，最后一家五口人被赶到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女儿沈朝慧因是过继弟弟沈岳荃的遗孤，也被当成黑帮五类子女，吊销北京户口，勒令返回湘西。1969年11月，沈从文又被安排到湖北距咸宁50余里的双溪劳动改造，自此，一家人天各一方。1970年夏秋之交，沈从文孱弱的身体在恶劣的环境中支撑不住病倒了，血压高达250/150mmHg,一直居高不下，住进咸宁医院，沈从文当时还挂念着文物研究事业，意志坚韧，他写道：“手头还有许多事没有了结，自己尚有责任待尽，现在不宜死，也不会死”，在医院精心医护下，40天后终于从死亡线上挣脱。1971年冬，年近古稀的老人病情加重，全身浮肿，才获准回到北京。

自由—写作的追求

沈从文住在酋西会馆时，每日清晨就到宣武门京师图书馆分馆等待图书馆开门，如饥似渴的阅读，直到闭馆，晚上回到住处，就捧读从乡下带来的《史记》和到北京偶得的《圣经》，尤为喜欢《圣经》中充满抒情的的篇章。半年后搬到“窄而霉小斋”，沈从文觉这次搬动很有必要，因为这个房子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他在这里成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这个时期蔡元培担任校长，群贤聚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北大教授。蔡元培校长思想开明，任人唯贤，当时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请来为学生授课，辜鸿铭身穿小油绸袍，头戴瓜皮小帽，留一根焦黄细小的辫子在脑后勺，滑稽至极，当他满脸神气地跨上讲台时，教室哄堂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它并不重要，剪下它也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很不容易。”这番话给了沈从文很大的启示，他越加意识到了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沈从文一面在北大听课和在图书馆自学，一面埋头写作。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地投稿，一些小散文终于发表了，并逐渐崭露头角。1925年1月,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散文《遥夜—五》深深打动了北京大学林宰平教授，给予了沈从文高度的评价。同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又刊登了沈从文的《市集》，主持该刊的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在短文后附了“志摩的欣赏”。

沈从文愈加努力的写作，作品频频出炉，仅《现代评论》1924—1927年间就发表了几十万字。沈从文从小就想往自由天地，厌恶私塾那种逼仄的气氛，经常和小伙伴逃学到城隍庙看人斗鹌鹑，到校场看人练藤牌，到鸡场看鸡，到河里游泳……，用那孩童对事物的好奇心感受着凤凰城内外的自然风光和人情世故，陶冶于自由的氛围。沈从文信守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一向追求写作的自由。厌恶派别，一生谋求“独家经营”，因此，既受左翼文学的批评，又被国民党报刊骂为“反革命”，挚友胡也频希望沈从文能和自己一样成为左翼作家，沈从文对他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沈从文先生认为“美在生命”，陶然于人性的真善美，为我们铺开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契合”的图景，面对丑恶的社会现像，他认为“现实并不使人沉醉，倒令人深思”，以独特的视角和思想内涵，充满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而又蕴含了对人生与生命的哲思。他的文学观及小说理论都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金介甫认为“沈从文是中国少数几位最早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成功运用于文学作品的作家之一”。

1926年，沈从文出版的《鸭子》便是集合了小说、散文、诗歌多种文体的第一个作品集。1929年以后，长期在大学里教写作课，因此他也有意识地用不同文体创作，在小说方面，努力探索各种形式，日记体、书信体、寓言体、民间故事体、传奇体，作品中糅合多种文体进行创作，形成独特的诗化抒情小说,每种文体又没有固定的结尾，开头结尾也千变万化。1931—1937年间，他出版了20多部小说、散文和评论集，成为中国文坛上多产的，具有独特风格地重要作家。女作家苏雪林说：“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1934年，《人间》杂志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1934年我最爱读的书籍”，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选定了《从文自传》。

弃权—仕途的抉择

对于写作与政治，先生认为二者既联系又相对独立，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常言自己“不懂政治”，事实上，先生对政治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沈从文先生14岁到20岁处于近乎流浪的军队生涯，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走遍湘、川、黔边境各县及沅水流域，见识了“湘军”的残忍及湘西人民的淳朴，眼见到、耳闻到、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人生，辗转6载，先生终于明白，人活在社会上，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虽然他的才能正被统领官陈渠珍赏识，大有前途，但是他认为知识同权力相比，更愿意择智而弃权。

1931年，他为营救好友，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以无党派作家身份面见国民党陈立夫时，陈立夫即极力说服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事，沈从文婉言拒绝了。后来，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企图裹挟一批著名作家、学者到台湾，并为先生送来直达台湾的机票，先生截然留在了北京，而对于国民党的失败，早在他的预料中。从不趋于任何政团或学派是沈从文一向的作风，但他与加入国民党的朱光潜、杨振声等“在一处并不觉得难受”，并与左联作家胡也频、丁玲夫妇敬如兄妹，因为他处事从不与政治相混，这也是他人格的独立。

抗战时，沈从文被选上湖南省议员，他一笑拒之。1958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庆祝反古斗争胜利的宴会上宣布让沈从文担任北京文联主席工作时，沈从文当场回绝了，很多人呆了，而熟识先生人品的人觉得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淡泊名利是沈从文的秉性。1966年文革初期，江青醉心拉拢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试图借当年师生关系与沈从文套近乎，很多人劝先生写信给江青，便不会在受冲击，沈从文却断然拒绝，并努力避免与江青接触。先生也就是这么个人，从不攀权附势。

醉心—文物的研究

先生与文物结下不解之缘，当追溯到他17岁时在保靖驻军部队当统领官陈渠珍身边的书记，代为管理各类书籍及文物时，当时，他就翻阅了《四库提要》、《西清古鉴》等等，对各种文物的名称、用途、年代等等了然于胸，并运用数学分类的方法一一登记，接触着那些砖、瓦、字、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陶然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氛围。

沈从文先生1922年大半年住在酋西会馆，在会馆前门外一条小街上有几百个古董店，浑然汇成明清的人文博物馆，沈从文在这段时间里用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观察、捕捉着一切，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记录，不懈地探索，会馆的南面则荟萃了各种民间风采文艺，沈从文耳濡目染，尽情领略着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30年代，先生又利用一切机会购买、收藏文物。抗战胜利后，趁着沈夫人不在家（当时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不理解先生对文物的痴迷），和朱光潜赶快买了些文物回家揣摩,而所有这些都为以后从事文物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沈从文等一批教授被调到历史博物馆清理整顿北京古董店的文物，工作结束后，面对继续留在博物馆或到大学任教，一般人都选择后者，而沈从文却放弃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或中国人民大学任选一所任教的机会，留在了博物馆。因为对建国后的时代要求和自己的人生及事业的认识，有他独到的见解和客观把握，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认为 “在新的要求下，小说有的是新手。”对中国文物研究，则深刻领悟到它的发展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研究历史文物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

沈从文留在历史博物馆之后，醉心于文物深蕴的文化知识中，达到忘我的境界，中午博物馆下班时，以铃响为准，先生时常忘了时间，对铃声充耳不闻，管理员以为没人了，把门锁上，下午来上班的同事发现沈从文还在忙活着，管理员一个劲地道歉，先生却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先生被安排作讲解工作时，每年接待的观众达30万人次，他的讲解令多少观众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化所折服。沈从文安排去搜集文物时，跑遍大江南北，将流失于民间的奇珍异宝千方百计地收集回来。他不断地揣摩、研究，自1957年起，他的文物研究学术专著《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相继问世，特别是1963年在周总理提议及嘱托下，沈从文废寝忘食，看实物，查资料，绘草图，写说明，于1964年完成初稿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专著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说明文字，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的确如先生所愿：对人类有所贡献。

率性—心质的秉持

湘西的质朴与灵气铸就了沈从文率真如稚童的天性，1966年8月，先生被当成黑帮受批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遭到批判，沈从文除了陪斗，还被指派到博物馆扫女厕所，他就一丝不苟地扫着。同年，知青上山下乡掀起热潮，博物馆军代表动员大家上干校，许多人慷慨激扬的表态这很必要，愿去。沈从文也被点名表态，他被会场的气氛感动了，极认真的说：“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于是，于11月离开北京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事实上，去的人就三个人，其余两个是上了年纪的高级工匠，而当时信誓旦旦，身强体健的人却因“病”或其它原因照顾留在了北京。艰苦的环境，艰辛的劳动使原本病弱的沈从文身体每况愈下，而此时沈从文依然豁达而开朗，他给家人写信说他看菜园子的情形：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猾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丁又从身后包抄转来……看完，令人忍俊不禁。在给黄永玉的信中提到：“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沈虎雏先生说：“在困难当中他还有幽默感。这是他的性格”。

先生宽容而大度，沈虎雏先生说：“他一生对别人批评他的东西，基本上不反驳，有些不是批评是谩骂性质的，他也不反驳。他不是没有反驳的能力，不是说没有这个文笔，他就是不把精力用在这上头，不争辩。” 人非草木，亦非圣贤，试问世间有几人能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先生做到了，沈从文搜集文物时，极尽努力将流落于民间的文物以最合理的价位收购回来，而博物馆的管理员及同事却批评沈从文买多了，买贵了，因为他们看不出那些貌似普通的字画瓦罐的价值，先生在主张反浪费的同时却被当成浪费的典型揪出来，先生不争辩，只是默默地在一边揣摩、研究那些稀世之宝。雷平在《沈从文在美国》一文中写道：“一些作家事后议论，也曾有过一些大陆来美国访问的艺术家，说了文革期间的种种及自己遭遇的一切。但大家同样惊奇地发现，沈老几乎很少主动提及文革及他几十年来的不同寻常的遭遇，这里也显示出沈老特异的品格。”

谦逊是沈从文的特色，沈从文1949年以后，离开他的文学创作，这以后他一直避免自己在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及知名度，晚年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家人深谙先生的这些态度，沈虎雏先生说：“因为他本人不大愿意张扬，这是他一贯为人行事的方法。”，姚雪垠提过：“他（沈从文）为人诚恳朴实，创作极赋特色，作品又多，所以能成为当时文坛巨星。”姚雪垠追忆说：“沈从文在当时被称为‘多产作家和文体作家’，他在当时的地位之高，今天的读者很少知道。”

墓穴碑文上锈刻的先生语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正栩栩生辉映出先生伟大的人格和不朽的文格。

本文刊载在《青年教师》，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