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解读了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九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并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视野，探究大国兴盛背后的方法，寻找各国在强国过程中创造的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发现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力量、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影响着未来，值得我们深思……
上述九个大国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他们大都和我们中华民族近代史紧密相连,影响过我国的发展。葡萄牙曾长期侵占我国领土澳门；荷兰曾是我国台湾省的殖民统治者；英国将香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归还于我国；日本的侵华战争和扩张战争给我国现代史带来永不磨灭的记忆，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所谓的大国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都曾欺凌过我们……因此我是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观看了这些大国的崛起和沉浮。
观后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些大国我自己认为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欣喜的是我们现在开始向我们的敌人或称对手学习了。有人说过：“对手是我们第一需要学习的”，确有道理。聪明的中华民族不再沉湎于羞辱的近代历史，不再耿耿于怀于对手给我们人民、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而正确客观地认识、回顾这段历史，并认识到在哪个历史条件下弱小必受欺凌的必然性。
我们中华民族也变得更加宽容了，我们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曾经侵凌过我们的敌人。我们从这九个大国兴盛崛起的过程中，研究它们强国的方法，发现它们强大的方法各不相同，甚至于还无法下定论。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宽容开明的君王专制制度，使英国的发展快速走在了各列强之前。法国路易十四创建法国王权，并进行了法国大革命，在拿破仑时期终使法国形成全盛；德国在统一和自由号召下也曾使国力跃为首富；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由于最早形成民主国家，最早抓住了发展的机遇。这是从国体角度去看问题，所以我们还无法判定是哪种国体对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从具体方法上去看更是各不相同，但共同的是他们依靠科学、人才、技术来发展是他们的共同处，重视教育、科学、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巨大作用。1918年，日本使全国90%以上女子、95%以上男子都受过教育。德国是教育与科研并重，历史上曾产生过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科研成果、科学技术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也是有了爱迪生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后才使其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这和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
九个大国的崛起提供给我们的是：发展无定式，告诉我们的是，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是没有固定的模式的。日本的发展靠的是学习，早期的日本受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日本以中国为师但从老师在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中感觉危机，他们耗资巨大组团去欧洲考察，考察的结果让日本人始惊、次醉、后痴迷。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位老师---德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来主义，然后再根据自己国情改革，使其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强大。甚至发展到欺负自己的前任老师—中国。美国在最初也用过这个方法将欧洲先进的东西全部照搬过来。
大国的崛起还告诉我们要变革、要创新。葡萄牙、西班牙从海路寻求发展，靠的是创新的理念。荷兰以其人口少、面积小的条件，在商战中却能战胜竞争对手—英格兰，其成功的秘诀正是由于其生产出了一种特殊的船只，造价只有英格兰的一半；用生命作代价赢得了商业信誉，赢得了海运市场；依靠低廉的价格良好的信誉，基本上垄断了海上贸易，创建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经济组织、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建立银行等等。荷兰是现代经济的创始者，这些都是需要创新的理念才能完成，创新的理念给荷兰的经济带来了繁荣和辉煌，使他们占有了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50%，并且成就了小国大业的辉煌成果。
我们目前正处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搞企业，“创新”更是我们强企、强国的核心竞争力。“诚信、创新、业绩”变革理念应成为我们的工作方针。
大国的崛起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最后的结局总是相似。由弱小发展强大、进而发展到战争掠夺，而所有掠夺战争的结局都基本相同，那就是不管积累了多少财富、掠夺了多少财富，最终都在战争中化为灰烬。拿破仑的帝国梦、希特勒的帝国梦、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梦等，都随着战争的结束烟飞灰灭，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其原因是民族文化的形成的。我们的先人也曾辉煌过，500年前的大明朝，郑和探索海洋之路，不是寻求国家的发展，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两种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现代大国的概念是什么？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条最为确切的概念为：“一个生产廉价产品的国家，不能成为大国。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产生自主品牌的国家，才能成为大国” 。

“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在大国兴衰上，也可以说，大国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国衰落，却各有各的模式，无法捉摸。因为前者蕴涵了诸多必然，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偶然，至少没有前者那么容易把握。这说明，相比探究大国崛起的原因而言，我们更应关注大国衰落的变数。
大国衰落有三大定律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大国衰落是有定律可循的，并且可以归结为三大类：
第一类，衰落原因蕴涵于崛起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农奴制度对俄罗斯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农奴制度难道成了俄罗斯兴衰的咒语？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在于其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国际海洋贸易的信用体制，而其人口与地理局限终究玩不转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最终不敌其竞争者。
第二类，衰落原因是偶然因素导致。比如，拿破仑帝国衰落于兵败滑铁卢，而滑铁卢战役只是入侵俄罗斯战略错误的结局，或者滑铁卢兵败还与拿破仑没有把握好天气因素导致的战术失误有关。美国如今深陷伊拉克泥潭，应该也是未来衰落的战略迷失吧。除了战略因素外，引领潮流的强势领导人、变革者的突然去世或其他天灾人祸也常常改变一国崛起的方向，乃至走向衰落。比如，大久保利通的遇刺就调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向、影响了日本崛起的节奏；俾斯麦的解职是与后来德国的衰落分不开的。
第三类，衰落原因是生命力使然。大国崛起于引领时代潮流，及时把握全球生产力转移机遇，产生重大技术和制度创新，就能在大国角逐中脱颖而出；反之，不能引领未来，或者过度扩张内耗实力，面临积累的内外矛盾而力所不及，不能做到始终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时，衰落就是迟早的事。大英帝国霸权向美国转移，充分揭示了这一规则，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耗尽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致使其不能再引领全球产业革命与制度创新，而让位于没有历史和殖民地负担、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强国——美国。
大国兴衰律反命题不成立
其实，仔细思考起来，以上三大定律也好，更多的历史经验总结也罢，似乎不能穷尽大国衰落的定势，至少不能回答大国的气数和兴衰之周期，只能笼统给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大国兴衰律逆反命题并不成立，亦即大国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换言之，竭尽全力避免崛起失误、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辙，并不能确保实力永世。
日本崛起于向西方学习，而其衰落却并非不向西方学习，而恰恰是向西方学习在亚洲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俾斯麦的德国更是典型的例证，他在欧洲列强间玩弄势力均衡实现德国统一和振兴，但晚年尽管小心翼翼不冲撞列强容忍的极限，还是不能确保其继任者破坏其势力均衡的艺术，引导德国走向扩张和战争道路，最终走向衰落，导致国家分裂。
俗话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但是，打天下的时候明白守天下的难处是否可以避免大国兴衰律？不见得。常常是天算不如人算。大国崛起的神话难以诠释大国衰落的悲剧。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历史的诡谲之处。
大国兴衰史是当代史
大国崛起原因可以总结，但脱离一定条件却很难效仿；衰落原因无法捉摸，因而也无法拷贝或避免，研究、探讨大国兴衰岂不愚蠢？的确，当我们思考大国兴衰时，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必然被我们神话的悲剧。
远的不说，苏联的解体，原因众说纷纭，是偶然还是必然，恐怕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大国兴衰，五花八门，尽管有些看起来类似的方面，但绝非本质原因。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鲁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大国兴衰史也是当代史。对于已总结出来的大国崛起经验，我们不能迷信，更不能指望照搬模仿就能实现崛起梦想。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比较轰动的电视政论片了。这次《大国崛起》出来后比较轰动，但轰动的内容多半是对它的批评，这大概是该片创作人员始料未及的。平心而论，这部政论片还是比较客观地还原了历史，揭示了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尽管有的地方是点到为止)；且不说其学术含量，这部政论片的“学者含量”还是很高的，体现了对知识和专家的尊重。那为什么还要对它那么挑剔呢？大概是因为我们被憋得太久，太渴望看到一部振聋发聩的政论片了。于是，就我个人来说，产生了以下“苛求”:

　　首先，这部片子对大国崛起背后的制度原点、观念原点、信仰原点，还可做更深入、更明确的探讨。国家的崛起需要一套良好的基本制度，需要保证人民的自由选择和广泛参与，也需要拥有充实的精神信仰。这些精神信仰可以是多元的，但应当拥有敬畏、适度、人道这些基本的共同内涵。没有精神信仰、缺乏人道主义底蕴的“崛起”是非常可怕的，也是不能持久的。

　　其次，应当形成一个更系统、更集中的论证体系，而不是仅仅铺陈一些花边新闻式的细节，让观众不知论述的重点、崛起的“要诀”在哪里。

　　此外，参与制作(包括撰稿、接受访谈)的国内学者都是在各自领域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我想他们有远比在片子中所讲的更多、更坦率的话都没有讲出来。前面说了，关于大国崛起，这本是有关方面交代学术界要做的“功课”，这次无非是通过电视把“功课”做成了一个大众普及版，所以其中的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就在所难免了。其实这部片子的解说词里，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微言大义。

　　《大国崛起》引起了国人对“大国是怎样崛起的”这个话题的关注。但仔细观察，大国们在崛起的类型、内涵、质量、后果上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我们中国需要的是哪一种崛起？我们如何来规范自己的崛起的导向，并保证自己的崛起的质量？我们能否避免那些“坏的崛起”，如泡沫式的、赤字式的、零和式的、难以为继的崛起？还有，除了“和平崛起”之外，我们能否“平安崛起”？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做深入、认真的探讨。
　　
　　从“国家的崛起”到“国家的文明进化”

　　在“大国崛起”、“国际权力格局变动”这些现实主义政治学的热门命题之外，我们也应当积极关注国家自身品质的提升。在谈及国家崛起中的“优质民主”课题时(参见本报2006年12月1日本人专栏，原题为《国家崛起中的“优质民主”课题》)，我的看法是:国家要崛起，就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一个从不民主、半民主、劣质民主、粗糙民主逐步过渡到优质民主的课题。当然，在作为大国崛起的基础条件的一整套国家制度中，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和议事时以多数票定夺等等民主原则，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并且确实都必须受到宪政框架的制约，和自由、人权、法治诸原则的制约，不过，这正是“优质民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笔者的那篇文章拿如何培育“优质民主”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是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尚未完成且须去认真建设的第一号国家级基础工程，它事关我们国家能否优质地崛起和持久地崛起。

　　此外在“和平崛起”之外，我们还应当提倡“文明崛起”。“和平崛起”是对外的承诺，而“文明崛起”则是对国内老百姓的承诺，也就是说，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向老百姓保证会守规矩——文明地崛起。然而，我们看到国内许多地方，在拆掉老百姓的房子、赶走街头小贩而“崛起”一座座“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有多少不文明的、野蛮的成分？

　　呜呼，现代化大都市建筑群的“文明崛起”，国家的“文明进化”，难道不是我们老百姓很想听到的“庄严承诺”么？

　　因此，我们与其聚焦“国家如何崛起”，不如聚焦“国家如何文明进化”。国家的文明进化，是无论大国、小国都必须面对的任务，因此具有更为普遍的研究价值。小国家虽然无法在世界国力榜上登顶，但是它们也可以做出令人尊敬的伟大成就——使自己成为非常文明、非常先进的国家。

　　国家的文明进化，对外来说，就是要对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力，乃至有种种原创性的贡献；世界级的“崛起国”，还应当是国际进步潮流的倡立者和积极实践者。当年英国之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海军力量强大，更因为它也是国际进步潮流(实行宪政、权力制衡、市场经济、保护私产等等)的倡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国家的文明进化，对内来说，就是要在自身的制度质量、国民生活质量、国民素质、社会和谐程度、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有良好的、持久的提升。现在国际社会有很多监测体系来评价一个国家在其“自身品质”方面是崛起了还是原地踏步，或是沉沦，例如有清廉指数、新闻监督权指数、人权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民生痛苦指数、个体户生存指数等等。看完了大气磅礴、追古论今的《大国崛起》，我们还是要把眼光收到近前，努力在这些“小问题”上做出积极的改进。
2006-12-04 南方都市报

因此，无论小国甚至还是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也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国家主义的灌注以及在崛起的每一个节点上，最终都必须是制度的创设才得以巩固。从法国自由引导人民，到英国光荣革命之共和尝试，到美国宪政制度的创建，无不是历经流血，凝聚智慧，前赴后继地推进制度革命而得来。而这一创新工作的成败，基本上决定着这个民族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没有制度创新、创设和改革，任何国家都不会秩序化地运行及持续地发展，更不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

说通俗点，就是邓小平先生说的，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使坏，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人。对于一个国家，好的制度能使其强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人的智慧及财富得以充分地涌流；坏的制度则会使一个国家衰落甚至消亡，让这个国家民众的才智泯灭，财富及资源的枯竭。如果通常所说大国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的话，那么在研究众多小国崛起之后，笔者惊讶地发现，国家间的竞争最为根本的却在于制度的创新与竞争！

因此，制度创新是一国能否崛起的最为根本性、决定性因素。但是激励机制再好，如果缺少可以激励出杰出创造力的对象，也是枉然。知识就是力量，但要增加可激励对象，唯有使民众普遍接受教育，提高知识水平，国民本身的素质就至关重要。所以有了好的制度，取决定作用的就是人了。因为人的主动创造是一切国家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在《大国崛起》所列举的9国中，能够保持长期崛起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或反复不断崛起、跌倒后又能爬起来的国家如德日，往往是那些重视普及教育的国家。可以说，制度创新和教育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双擎”。但对于一个小国要崛起为世界霸主，还必需正确、及时地抢占世纪“制高点”。

世纪“制高点”

翻开世界近代史，惊讶的是，世界联结成一体的500年来，在400年的时间竟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等小国统治着世界。如果将世界比作一只大象，而这些最多就是只蚂蚁。究竟蚂蚁如何征服大象的呢？除非蚂蚁能击中大象的“穴位”，否则根本不可能。对于这些小国成为世界霸主则是正确、及时地抢占到他们那个世纪“制高点”。

在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依赖香料。但是利润丰厚、欧洲人需求十分急迫的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急于摆脱困境欧洲人在陆地上的军事突围失败之后，不得不开始到海洋寻求出路。

葡萄牙不是第一个从事海上航行的国家，但它首先将航海发现作为国家计划。公元1143年，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国家葡萄牙，在光复领土的战争中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这是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是近代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近500年来所有国家或民族浴血奋斗、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葡萄牙先声夺人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因此获得别人所不具备的发展先机。在葡萄牙王子恩里克主持下，葡萄牙先后历经近100年的有规划、有系统组织的艰难探索。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经过四年的生死考验，终于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欧洲直通东方的新航路终于开辟成功。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还在中世纪的封闭中明争暗斗时，葡萄牙却大张旗鼓地进行海洋探索并从中获利的近一个世纪。掌握了世纪“制高点”的葡萄牙将人类带入大航海时代，并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

到15世纪末的时候，伊莎贝尔女王用23年的时间于1492年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重建，实现了西班牙民族国家的诞生。与此同时，历史也给西班牙送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统一后的西班牙开始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哥伦布1492年8月3日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终于10月12日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受葡萄牙在东方的成功的影响，1519年9月20日，又一个被葡萄牙冷落的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批准及资助下，带着5艘船和265名船员，在历经1080个日夜、17000公里航程之后，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从而开启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同样抓住历史先机的西班牙国力也因此达到巅峰，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也成为称雄全球的霸主。而也正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小国由此拉开人类海洋时代的序幕。

如果说，最早开始远洋冒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是依靠暴力去进行赤裸裸的财富掠夺，那么紧随其后的荷兰人由于缺少强大的王权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十分自然地选择了依靠商业贸易来积累财富，同时也积累着足以让自己强盛起来的竞争技巧和商业体制。荷兰人从葡萄牙和西班牙那里装载香料、丝绸和黄金，然后把它们运销到欧洲各地。返航时，他们又为这两个最早的海上霸权国家运去波罗的海产粮区的小麦、瑞典的铁器、芬兰的木材，以及自己生产的海军补给品。荷兰人成功地当上了中间人、加工者和推销商。而随着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世界联结成一体，世界贸易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从而也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此时的荷兰人又从精明的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正是抓住了海外贸易这个世纪“制高点”，在17世纪一个仅有150万人口、面积只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的荷兰成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并左右世界的霸权。而且荷兰这个商业帝国所开创的商业规则，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世界。

荷兰抓住历史先机的还有，荷兰在16世纪后半叶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紧随其后的英国则在17世纪中叶接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接力棒，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新型国家。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只是局部性的胜利，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起了代议制立宪政体，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面积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大小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人口在17世纪末时只有600万人，然而从18世纪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发端起并率先完成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工业革命，再次超越荷兰执领世纪之“牛耳”，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个曾被拿破仑轻蔑地称为“小店主的国家”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到19世纪末，已将版图延伸至五大洲，总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统治着世界上3亿多的人口，它就是一度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一步领先，竟称霸世界达两个多世纪之久！

写罢至此，让世人不禁要问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制高点”在哪里？是知识经济，还是宇宙探索、IT技术或生物工程等等？是美国继续引领世界，还是由小国破局再度崛起为新的世界霸主？这无疑是新世纪最大的待解之迷。但研究至此，有三点启示无疑是肯定的：启示一、大国与小国的竞争中未必就一定占上风。500年的全球史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而且在当今的世界亦有很多的例证。启示二、一个国家的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民族利益与人类的前进方向可以是一致的。当一个国家为世界作出最大的贡献，带领人类迈入新方向，这个国家也就会在世界获得最高的地位，得到的回报肯定也是最多的，而绝不会以牺牲本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启示三、后起霸权国必定是在继承中创新。后来者居上必定是能积极学习并吸收先前霸权国成果的最好的学生，而完全否定先前文明积累而进行的创新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
来源：天益网

今天的荷兰在八百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没有人烟，只有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14世纪时，荷兰的人口不到100万。当时约有20万人从事捕鱼业，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荷兰人提供了生计。但是，鲱鱼是一种自然资源，造物主并没有给荷兰人独享的权利。生活在北海边的其他民族，都组织了捕捞鲱鱼的船队。为了争夺渔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曾爆发过三次战争。荷兰人发明一刀就能取出鲱鱼肠子，而且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的方法来使得荷兰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时候没有冰箱，这种方法很独特，所以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特别是英格兰。荷兰渔民的一把小刀，将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荷兰独占的资本。

借助鲱鱼，荷兰人开始了作为中间人、加工者和推销商的商旅生涯，荷兰商人很快发现，在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中，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英格兰商人强有力的挑战。当时，英格兰的面积比荷兰大三倍，人口是荷兰的五倍。作为大西洋中的岛国，它比荷兰有着更加优越的地理位置。于是，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尽管每一次航行都变成了充满风险的命运赌博，但它的好处是造船的成本低，价格只有英国船只的一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这种船荷兰人打败英格兰并赢得了享誉世界的“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作为小国荷兰的当今后来者——瑞士和芬兰也是一个欧洲小国，但如今也依靠创新而表现不凡。瑞士仅有700万人口，4.1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也就两个北京大小。而且它资源贫乏，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中，属于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交通不是十分方便，但是人均国民产值却占世界第一位。瑞士不仅在钟表、机床、金融服务、酒店管理等行业成为世界学习的模范，而且其科技发明、大学与企业的科研水平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瑞士获得诺贝尔奖者人均比例计算在世界也是最高。瑞士没有海洋，它的远洋船队按实力却居世界前列，它不出产可可豆，却生产出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它一年只有4个月可以放牧和耕种，其余时间都是冬季，但却拥有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乳制品。深究其原因却在于瑞士的企业的技术创新——不论大小几乎都拥有自己的“王牌技术”或“技术诀窍”。瑞士更有“金融帝国”之称，因其金融业高度发达而被称为“世界的金库”。瑞士银行家协会曾透露，瑞士银行业目前掌握着全球35％以上的私人财富。瑞士依靠银行业使没有地下矿藏的瑞士，在二战后发展成继英国、日本和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瑞士现在既是一个短中期资本分配中心，又是一个长期的资本市场，还是世界外汇清算中心之一及重要的国际资本集结周转站以及世界第二大黄金交易中心。瑞士银行业却是依靠严格的执行1934年制订的《银行保密法》而形成的这种完善的金融体系及闻名遐尔的“银行保密”制度，并在全世界树立起“可靠、稳妥”的品牌形象，而对国际现金的流动产生巨大吸引力。正是这一制度促使了瑞士银行业以及其自身的崛起。

同样，作为一个人口仅520 万的北欧小国，一度默默无闻的芬兰自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以其骄人的经济业绩和闻名遐迩的国际竞争力而声名鹊起。在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表的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除2002 年排第二外，2001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均排名第一，为世界上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是什么造就了芬兰如此强大的竞争力?从经济方面看，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高度发达为芬兰经济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进一步的探究表明，原来芬兰拥有一个成熟发达的国家创新系统，芬兰经济的出色表现离不开国家创新制度的强力支撑。

更值得思考的是，一次产业革命周期的到来，必须有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是不会有技术创新的，或者有了技术创新，也会因为得不到制度创新的支持而流产。“工业革命之父”瓦特从开始改良蒸汽机到最后研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前后花了30多年，仅在解决活塞与汽缸之间的漏气问题上，瓦特就反复试验了很长时间。其中瓦特及其出资人还经历了多次破产，瓦特一度甚至考虑到俄国去工作。但让瓦特留下来的是英国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制度。正是专利保护等制度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正是英国的这些制度让瓦特一次又一次地起死回生，总有投资人不惧破产挺而相助，并让晚年的瓦特以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而生活非常富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四。因此，相对于技术创新，制度的创新更显其根本性。

正是通过“制度创新”才使荷兰在17世纪登上世界商业帝国的。1566年～1609年尼德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联省共和国，又称荷兰共和国，为荷兰在17世纪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道路。另外，荷兰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从此诞生；他们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还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由此，一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进流出。他们是股份制、信用制、银行和证券交易等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并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正因为如此，在17世纪荷兰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并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中央电视台去年底隆重推出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涉及的9国看，其中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5国都是人口不多、领土面积不大的小国，所以有人就疑问道：为什么近代崛起的都是小国？

而环视当今世界，稳居“亚洲四小龙”榜首新加坡不过是一城之地，面积差不多为上海市的1/10；“海湾明珠” 卡塔尔也只不过天津市那么大，但其却拥有经常抖出基地猛料的半岛电视台，在其首都多哈经常上演中国入世一锤定音这样的小国“大外交”。在短短十年间从加入欧盟时最穷的国家到变成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超过美国和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的爱尔兰；世界经济竞争力多年排名第一的芬兰；人均国民产值占世界第一位的瑞士；甚至“黑非洲成功的范例”的博茨瓦纳现也从赤贫走到小康。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均是小国，但他们却也都能声名显赫地崛起。究竟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的崛起？他们的崛起又有什么可资借鉴之处？应该说，小国的崛起却拥有着更大的学问。

优越的地理位置

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据估计，葡萄牙在进行第一次海外扩张时，人口总数不超过125万。偏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这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却在五百年前相继成为称雄全球的首批霸主，其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截断了中亚商路，而红海一带的海路则向来为阿拉伯人垄断。东方商品的缺乏使得其价格水涨船高，西欧商人迫切希望找到通往东方的新途径。欧洲人在陆上武力突围失败后不得不从海洋寻找出路。这时偏居一角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萄萄牙和西班牙则尽显其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影响葡萄牙历史的地理特点是它位于大西洋的前沿和欧洲与西班牙半岛的最西端。”葡萄牙地处欧洲与非洲的交汇处和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是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系大西洋的要冲，首都里斯本港是西欧、西北欧各国船只进出地中海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葡萄牙成了航海贸易的发源地。而西班牙领土北部与法国接壤，东部是美丽迷人的地中海，西部毗邻葡萄牙，北部是大西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从两边将西班牙紧紧环抱。因此西班牙是连接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纽带，也是地中海的的汇合点。时至今日每年担负着全世界近1/5空中旅客出入境和中转站的重任。所处的地理位置让欧洲的海外扩张从伊比利亚半岛率先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首批称雄全球的霸主。

而地处西北欧的荷兰，面朝大西洋的北海，背靠广袤的整个欧洲大陆，欧洲的两条主要水道，从这里入海。为了排涝，荷兰人修建了多条运河，构成了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绝佳地理位置成为了荷兰人作为欧洲窗口的资本，并使得荷兰具备了成为欧洲新商品集散地的可能。于是，荷兰人在历史的脚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样的是，先前一直处于罗马帝国和欧洲边缘的英国在新航路开辟，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后，则地处国际贸易航道要冲或中心点上，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维系近两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海峡的“咽喉”，居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大洋洲海陆交通的要冲，被称为“远东的十字路口”。而处于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人口约400万的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电子深加工的重要基地，世界主要金融、航运和对外贸易中心之一。

地理位置的意义还在于周边关系的好坏。历史上已经证明了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主权纠纷不断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不幸的是，中国却是世界上邻国最多、周边情况最复杂的大国之一。

开拓精神

如果仅从地理位置看待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免让人悲观，似乎众多国家的崛起是先天注定的。但我们可以从新加坡、以色列等国的看到的崛起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开拓精神。如果没有国父们的艰难开拓，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列及新加坡。

1965年8月9日，在李光耀的带领下，脱离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前途茫茫。新加坡仅是河口沙洲上的一个小岛，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没有一点像样的现代工业，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加坡这个小岛国死定了。作为东南亚迄今最小的国家，新加坡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如何在强大邻国间维持主权独立；如何解决根本的就业问题，将缺乏资源、基础，贫穷、落后而脏乱的蕞尔岛国带入新局。这都是李光耀不得不面对的严苛现实。但李光耀要以超凡的智慧、纪律和创意，替代天然资源。他说：“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认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

正是凭借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开拓精神，李光耀向他的政治同僚发出召唤，一起献身于他们过去想像不到的重任：首先，净化城市；接着，凭着城市卓越出色的表现，克服邻国最初的敌意，弥合国内种族间的种种分歧。这个小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麻雀变凤凰的发迹过程，成了东南亚地区的高科技翘楚、商业枢纽、科研中心。正是李光耀等建国者的强力开拓使得这个连米饭、蔬菜甚至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国家发展成为东南亚经济的命脉，常年人均收入从独立时期的1000元激增至如今的3万元，并享有“世界花园城市”的美誉。

“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17岁便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体羸弱的他20岁时来到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决心用定居的方式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他后来回忆说：“我发烧和挨饿的时间超过工作的时间。工作、疟疾和饥饿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也很有趣。毕竟，这就是我来以色列地的原因。”本-古里安于1915年被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出境。1918年，本-古里安加入犹太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从军团退役后，从事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的工作。并于1921年夏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长年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到40岁就开始歇顶，40出头已头发花白，过度的兴奋和烦躁都会使他发高烧。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但两年后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压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额，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面对英国立场的转变，本-古里安决定发展犹太人的地下武装。二战爆发后，面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本-古里安权衡利弊，提出了贯穿二战的著名政策：“我们将帮助战争中的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二战结束了，但英国并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这时的本-古里安已经预见到英国的撤离和犹太国的建立，并且预见到新生的犹太国家必定会与阿拉伯邻国发生冲突，于是他一方面组织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秘密反英军事行动，一方面竭力筹措资金购买军火。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英国的委任统治将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这一天，在纽约、巴勒斯坦以及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举行了庆祝会，但本-古里安却意识到，有可能到来的是阿拉伯邻国正规部队的进攻。他一边派人去美国筹款，一边打着埃塞俄比亚的旗号通过秘密渠道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身高1.6米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了！在场的人纵情欢呼，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通过广播收听了独立仪式，无数人失声痛哭。本-古里安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总理兼国防部长。

建国的兴奋无法掩盖以色列严重的生存危机。建国次日，埃及、外约旦（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在东、南两翼节节败退的以色列处于崩溃的边缘。是联合国主持下的第一次停火挽救了新生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利用停火的4周时间全力购置军火、招募新兵。当7月8日战争重开时，以色列已经掌握了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夺取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1949年，本-古里安策划了“魔毯行动”，动用上百架次的飞机，把近5万名犹太人从也门接回以色列。1950年的“以斯拉-尼希米行动”则将12万犹太人从伊拉克运回以色列。建国初期的4年时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本-古里安一直奉行与西方结盟的政策，在1955年埃及向东方阵营靠拢之后，他更是不遗余力追随西方。1956年，埃及实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侵害了英法的利益。经过秘密磋商，本-古里安与英法结成同盟。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为英法出兵埃及制造借口。虽然以色列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介入，本-古里安不得不将西奈归还埃及。表面上以色列遭到了失败，但这场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10年宝贵的和平。正是凭借敏锐的直觉和奋进开拓的精神，本-古里安领导并创建以色列国，并成为现代“中东雄狮”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当然，本-古里安只是以色列千万开拓者中一名最杰出的代表。正是凭借这种开拓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以色列在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恶劣、在与阿拉伯国家长期敌对并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创造了建国以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6%、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美元并成为鲜为人知的高科技大国、众所周知的军事强国的“世界奇迹”。

新加坡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以看出小国可以依靠自身的积极的开拓而获得崛起，但要真正的崛起的话，还得依靠制度创新的“魔力”。

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连续放映十二集系列片，题为“大国崛起”（以下简称“记录片”），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坦率地说，我们在对他们的雄心壮志表示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值得欣喜的是，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了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在我国媒体目前的处境下，已属难能可贵。有许多珍贵的镜头，精彩的表述，无法一一列举。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大国兴衰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本文不是对这部记录片的评论，而是借此由头抒发一些感想。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有文字记载的不过几千年，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这些大国相继兴起的五百年。这几个国家各领风骚或长或短，其所以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每个国家兴起的过程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有共性，要之，都不是事先设计好，而是顺应发展需要自然形成的。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而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从实际出发，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不经意中商业文化高度发达，有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一百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一百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我们看到那时的欧洲油画多半是拟人化的神，或是宫廷贵族肖像，而荷兰画以自然风景见长，人物则健壮的农人、农妇、胖乎乎的厨娘都是主角。当然作为航海国家，造船业也有独到之处，其独特的造型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多装快跑。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做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颠峰期只存在了不到一百年，而奠定现代英国的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八百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作为国家的盛衰，法国和德国各有其曲折道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从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活动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记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作者：贺卫方 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崛起为何？

最近《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个系列政论电视片立意不凡，制作用心，以国家富强为中心，展现和分析了近代以来九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确是近二十年来罕有的严肃之作。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制度是否只是形诸于书面的规范？为什么在许多地方，规范很多而秩序却很少？为什么近代以来那么多的国家制定了宪法，确立了权力分立原则，也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广泛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宪法与事实各归各？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国的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只是它的财富的拥有量？或者它的军队强大到足以攻城掠地、战无不胜？当我们揭示了法治或者宪政乃是一国富强的根源时，我们是否应当接着追问：难道说人类建设法治以及民主就是为了招财进宝、荣华富贵，抑或做国际强权，令万国闻风丧胆？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小国又何以能够傲然屹立在今日的世界上，那里的国民以自己为瑞士人而自豪岂非怪事一桩？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让我们对于国富民强的期盼变得如此迫切。这样的心态塑造了我们的一部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目的有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理解。综观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高人学士的各种议论，大多以这样三个目标为依归：一、民族独立，二、国家统一，三、国富民强。虽然极少数有识之士也强调个人自由、社团独立等价值，但是在举国上下求富求强求崛起的大潮面前却显得如此迂阔迁远，完全无法获得广泛的受众。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揭示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吧。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我们办工厂，建新军，“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取法苏俄，倡导“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我们计划经济，赶英超美；我们压制不同声音，舆论一律；我们“打倒党内走资派”，“大革文化命”。即便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率先提出的口号不也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么？现在提起大国崛起，人们把它等同于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恐怕也是循着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

法治的缘起

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限制。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如何让一个权力本来不受限制的君主——当然也包括其他权势机构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循规蹈矩，这却是一个大挑战。

民主本身正是这种限权努力的一部分。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自雅典开始的这种民主实践的效果便是与君主制下全然不同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

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被少数人掌握。解决个人争端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比别人优先担任公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是某一特殊等级的成员，而是他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对于那些将我们置于当权地位的人[指人民]，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便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本人的行为给民主如何严格拘束有官职者作出一个很好的注释。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一走上政坛就——

……强迫自己过另一种生活。人们只能在城里唯一一条道路上见到他，这是通往广场和参政院的那条街。他谢绝所有赴宴邀请，不参加任何朋友和同事之间举行的这类聚会，以致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到任何一位朋友家吃过饭，赴他堂兄厄里普托雷莫斯的婚宴除外。

当统治者或各种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严格遵守事先确立的规则，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开始。当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完全凭借良心而遵循法度；“就范”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权力被迫进入规范状态。在英国的宪政史上，约翰王被迫与贵族订立城下之盟《大宪章》，是贵族们以宪法性规则约束王权的里程碑事件。虽然迟至1528年，一位备受国王欺凌者还感叹说“国王处于法律之外，他依己之所欲，为善或为恶，只对上帝负责”，但是，议会在英国的发展还是最终确立了“王在议会”的准则，那就是说，国王行使任何权力都必须听命于议会，遵守王国的法律。日渐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成为政府内部制约任何滥用权力行为的最有效途径。于是，资本主义便在这种权力受制于法治的状态下勃然兴起。李约瑟和黄仁宇曾合作对于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化过程。这样的法治化“总以在民主和立宪君主制下容易展开。极权政治一般趋向会阻碍私人资本的成长。”

所以，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的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和法治的成长，其中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独立的司法权所提供的既对公共权力也对民众意志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所带来的政治开放与透明，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后者也许只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走向法治之后的结果而已。这便是历史的写照。

若为自由故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进，今天的世界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曾盛极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所经常倡导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准则尽管还有些名实不符，但是，弱肉强食毕竟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制约。一个国家受到他国的尊重的确不再仅仅依靠它的富裕和武力强大，而更多地取决于自由和人权的保障，依赖在国内和国际推行正义。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卢梭不妨迁居日内瓦。如果崛起的代价是国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那么，这样的崛起对于我们又何益之有？不妨套用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三百年前，当18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康熙皇帝正在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一个新王朝的辉煌，并开始对遥远的西方产生了兴趣。此时的英国，正在孕育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后世称之为“工业革命”。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科学意识和市场意识，提高了英国人普遍的认识水准。在各种合力下，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引领着世界的发展。那么，工业的先声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对于这个岛国来说，高速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四集 工业先声

　　这里是英国西北部的一座滨海小城，它的名字叫格里诺克，1736年，工业革命之父、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先生就出生在这里。今天，这座城市美丽而安宁，港湾中停泊着许多漂亮的游艇，街道上汽车稀少，人们生活闲适平静。

　　不过，大约三百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靠近欧洲烟草中心的格拉斯哥市，格里诺克的出海口位置显得非常重要。港口中大型帆船你来我往，城市里载货马车喧嚣奔腾，酒馆里商人们吞云吐雾、高谈阔论。瓦特的祖父和父亲就是这些商人中比较成功的两位，他们从事的是格里诺克最红火的烟草贸易。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利润，他们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

　　如果进一步扩大眼界看，就会发现瓦特的父辈们在格里诺克与美国的弗吉尼亚之间进行的贸易，仅仅是英国全球贸易中一个小小的部分。1686年时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有近一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这是当时让所有国家都会眼红的生意。

　　英国伦敦大学王家学院 教授 安德鲁•波特

　　我认为“光荣革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局面，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普通国民感觉有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政府。由于对政府持有好感，国民愿意纳税来支持政府。他们更愿意承担必要的赋税支持国家对外作战，特别是在18世纪初期与法国和西班牙作战。

　　1763年，通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才将挡在自己面前的法国和紧跟法国的西班牙暂时搬开。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其周围国家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因为英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

　　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性的大国了。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教授 理查德·哈丁

　　英法七年战争对英国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海战第一次，对欧洲的外交格局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西班牙和法国再不能忽视英国的力量，如果对英宣战，他们就会失去重要的领地。

　　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为了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一位英国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布，好的次的我们都要。” “你必须想办法发明，在工业中你们大有可为，……”

　　市场上如黑洞般的迫切需求，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产品与普通人的生活最密切相关。为了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工匠们的聪明才智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新的发明一个接着一个，英国开始一步步接近“工业革命”的起跑线。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教授 米歇尔·亨特

　　旧式的纺织生产单位非常小，一般以户为单位，妻子、孩子甚至连丈夫一家人在一起织布。但随着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等发明的出现，生产规模就大大扩展了，更多的人能在一起工作。这样就出现了工厂模式，为以后的工厂模式打下了基础。

　　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手工工场的效率，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工厂的诞生。但是这些工厂却有着共同的局限，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靠近河流的地方作为厂址，这是因为到18世纪初，能够使机器运转的动力源，还是人类已经使用了将近两千年的风车和水排。这种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动力源，严重制约了生产。因此，哪个国家能最先造出适应工业化需求的动力机器，那它就将在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那台能够启动新时代的机器，将会在怎样的机缘汇聚下诞生呢？率先跨入工业时代大门的英国人，究竟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事实上，当整个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都伸直了脖子，盼望那台可以产生无穷动力的机器的时候，最终制造出“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詹姆斯·瓦特先生，却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还债。37岁的瓦特抱怨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变得雪染双鬓，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

　　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杨豫

　　1773年的秋天，瓦特又遭遇了一次家庭的变故,和他共同生活了九年的妻子去世了,而且给他留下了六个儿女,与他共同合作的工厂又破产了,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落到了最低谷。有一位朋友推荐他到俄国去工作,他说:“我眼下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而我又这么贫困。我感觉到非常苦闷。”

　　但是英国，这片让瓦特先生沮丧的故土，此时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离开，却不会让一个将会带来无限商机的发明家走出自己的视野，因为，它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其中，专利保护就是重要的一种措施。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学 教授 罗伯特·福克斯

　　专利最早产生于16世纪，但在16和17世纪申请专利并不常见。自18世纪以来专利申请才普遍起来，变得重要了。申请专利的目的很简单，即保护一项发明，使它保持新颖。专利给予发明者约15年左右的保护期，在此期间，他的发明受到保护，其他任何人不得仿冒。

　　晚年的瓦特，生活非常富庶。但是瓦特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制造蒸汽机的工厂，而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

　　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四。

　　而250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一本英国刊物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所作的贡献……”

　　在这种全民性的崇拜中，一个新兴阶层表现得最为虔诚，因为技术和发明与他们有着最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个阶层当时被叫做“工厂主”，今天被称为“企业家”。 1773年，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挽留住了想要前往俄国的瓦特，他的名字叫马修·博尔顿。

　　中国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 教授 杨豫

　　博尔顿的索霍工厂在伯明翰，伯明翰是当时英国的小五金生产的中心，博尔顿的工厂有1000多个员工，他主要是生产小五金器械，甚至包括望远镜之类的产品，但是，博尔顿非常有眼光，他看到英国工业正在兴起，许多新的工厂需要新的动力，于是，他就决定转产蒸汽机和加工机械。

　　后来，当博尔顿和瓦特联手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时，英国的国王前来参观他们的工厂，当国王问博尔顿正在忙什么时，他说：“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国王不解地问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道：“是力量，陛下。”

　　正是具备了这种远见，博尔顿极力挽留住了穷困苦闷的瓦特，他在写给瓦特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

　　英国传记作家 珍妮·尤格罗

　　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两人能够走到一起是工业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页。詹姆斯·瓦特心思细腻，做事动作迟缓并且非常容易焦虑。他常常会灰心丧气。 他会将工作放到一边，感觉好像要彻底放弃了。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修·博尔顿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与人相处得很好，总是很乐观。当瓦特说：“不会起作用的。”博尔顿会说：“当然会成功的，只要再试一下就行。”

　　博尔顿与瓦特的天作之合，让瓦特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但是，如果瓦特只有一双技艺出众的手，那么，万能蒸汽机还是不会诞生。因为在瓦特之前，工匠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这种蒸汽机笨重粗大并且耗煤，只有煤矿才勉强用得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研究员 袁正光

　　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几千年当中，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和错路。

　　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正是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这里是牛顿的故乡，传说牛顿就是看到这颗树上的苹果落地而受到了启发。虽然，直到今天，这颗树上最大的苹果也不会超过成人的一只拳头，但是，它丝毫也没有妨碍剑桥大学的这位旷世奇才，在17世纪带来一场科学的革命。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运用这些定律，牛顿把星星、地球和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他的天平上。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教授 米歇尔·亨特

　　牛顿体系的本质在于，地球和其他天体都按照相同规律运动，并且可以量化计算。你可以将太阳系的任何一部分拿出来，根据规律进行计算，从而精确地预知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方式。

　　“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

　　这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一段话，它为我们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三百年前，人类的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太阳为什么升起落下？这些今天看来简单之极的问题，在当时却是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直到艾萨克·牛顿出现，人类才终于结束了这种状态。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

　　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学 教授 罗伯特·福克斯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说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牛顿。牛顿带来，至少是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无可怀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律、受规律支配的宇宙中。这为18、19世纪乃至我们当今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研究员 袁正光

　　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牛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不久之后，牛顿就被选为英国最高的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法国的一位学者在读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对牛顿几乎产生了像对神一样的崇拜，他向每一个来自英国的人打探牛顿的生活细节：“他吃饭么？喝水么？睡觉么？和凡人一样过日子么？”

　　作为一名科学家，牛顿头上的光环可以说放射出了世界上最为绚丽的光芒，然而，对于他身上的那些与英雄人物并不协调的弱点，除了专门的研究人员之外，其他人便知之不多了。

　　英国皇家学会 秘书长 史蒂芬·考克斯

　　我觉得，艾萨克·牛顿可以说是个很不随和的人，他的许多轶事证明了这一点。他曾经与当时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罗伯特·胡克争吵过，争论某个主意是谁第一个想到的。有故事说他特别不喜欢胡克，把他的肖像都毁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能见到四、五张牛顿的画像，而胡克的画像却一张也见不到。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感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整个社会在向一个科学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这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

　　1765年，牛顿去世后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不仅比原来的蒸汽机少用大量的煤，而且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后来人们把解决了工业化核心问题的瓦特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也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当蒸汽时代和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它推动着业已领先的英国继续前行，让这个小小的岛屿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进一步地超越了其他各国。

变革并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一种能大大提高效率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了。原先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工作，被分解为专门的工序，每个工人只需完成特定的一道工序并不断重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各个行业相继实行了工厂化，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整个英国仿佛形成了一个被源源不断的力量推动着高速运转的链条。当蒸汽机启动了英国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持续带动着这个链条，并最终将英国推向称霸世界的顶峰呢？

　　就在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伦敦，一个50岁的学者正在对自己的文稿进行出版前的修订。这份文稿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它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

　　文稿出版的时间是1776年，名字叫做《国富论》，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一个相貌普通、生活刻板，但是对人性却有极其深刻洞察力的经济学家。

　　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教授

　　《国富论》中文版译者 杨敬年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主要的动机，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谋求私利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用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并不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国富论》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简单地说，就是今天经济学家常常讲的市场供求规律。根据这个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对外贸易战略。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其他领地）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比技术革新影响更深刻的，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所代表的新兴阶层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当他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教授

　　《国富论》中文版译者 杨敬年

　　斯密的理论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发表的，它起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强国。世界霸权国家，也使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伦敦刚刚下过一场阵雨，雾都的空气霎时变得新鲜而清爽。这天晚上，职务仅仅是一个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斯密，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

　　1815年，英国人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贡献。 这一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是这次战争最好的注脚：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但是这位法国英雄却没有想到，无论自己用多么强大的力量，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也难以阻挡“小店主”国家的产品涌入它要去的地方。拿破仑更不愿承认，即便是自己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也都是来自英帝国的棉纺织品。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教授 理查德·哈丁

　　事实上，在战争中，英国为参战国提供了军服、枪炮和其他产品，而整个欧洲正是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当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

　　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经济的自由化是在英国早已取得了在工业领域绝对的领先地位后才得以实现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我们才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时代。

　　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了大门，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居高临下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迸射着铁水的光亮。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工业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时间第一次被精确到以秒为单位，而火车和汽船则开始代替马车和帆船。1814年，世界上第一个蒸汽火车头在英国诞生；1830年，蒸汽机车开始在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奔跑；到1851年，英国已经拥有22个铁路网络，铁路总长度约13000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6条京广铁路。

　　普鲁士的国王曾羡慕地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钱乘旦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当时就是英国一个国家能够对抗整个世界。工业革命呢，还使英国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也就迫使整个世界追随着英国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

　　这里曾经有一座563米长的巨型建筑，但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的一场大火把它彻底毁灭了。今天，残存的雕塑只能静静地伫立在风中，面对每日缓缓升起的朝阳，追忆往昔，感叹世事的沧桑。

　　这处废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水晶宫。它始建于1850年，完全用钢铁骨架和平板玻璃组装而成，在19世纪中叶，水晶宫是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建筑。

　　1851年5月1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商界、政界代表人物汇集在它的穹顶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相聚目的是为了展示进步和繁荣，155年前那次盛会的准确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中国人把它翻译为“炫奇会”。

　　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杨豫

　　这次伦敦博览会开幕以后，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展出的展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除了艺术品，和来自国外的各种动植物以外，主要展出的是英国的工业产品，包括轮船的模型啊，机车的模型啊，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床，这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也标志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成功。

　　万国博览会开幕式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万众喧腾中，前来剪彩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反复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兴奋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

　　这位18岁登基时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王，一直到82岁才去世，命运似乎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维多利亚女王伴随英国走完了19世纪。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除了养育九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外，在国事上，被认为几乎什么都不做。而恰恰是这位看起来什么都不做的女王，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力量，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

　　1851年5月1日，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

　　然而，就在英帝国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提供巨大的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拴在它身上的巨大包袱。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高涨，这个包袱终于压弯了帝国的腰身。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到1850年以后，人们发现要是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新增的殖民属地对帝国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大价值；他们只是增加了帝国需要管理和保护的资源数量而已。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就指出了不列颠帝国的回报率或是利润率实际上非常之小。

　　英国伦敦大学王家学院 教授 安德鲁•波特

　　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做出了选择。它或者可以继续为其大国的地位和海外殖民地花费大量的金钱，或者将资金用于本国的发展。它选择了后者。最后，大英帝国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

　　也正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德国和美国迎头赶了上来，开始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自由经济模式与生俱来的缺陷，在20世纪给英国，也给世界带来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当英国人从陶醉中惊醒，猛然看见帝国上空的夕阳时，新的太阳已经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陆上升起。那将是世界大国命运的又一次兴衰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