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历史教科书的修改问题。据说上海市最新高中世界历史课本对以往的历史写法作了明显的调整，将原先的革命史、领袖人物的介绍大幅度缩减，据说关于中国革命史缩减到1章，“毛泽东只提了一次”，取而代之是大篇幅经济、制度、文化、风俗、生活、艺术、技术、全球化史的章节。

 

   “上海历史书事件”被策划成一次网络pk，支持者声音很轻，反对者则借助有民族主义大旗，发表痛心疾首的言论，说上海人抛掉革命了，“盖茨取代了毛泽东”，声称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绝不容许上海这样大讲“和谐历史”，而“忽略”讲欺凌史、革命史，毒害下一代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产生历史的迷茫，看不清来路，辨不清归途。”还有人发出了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救救孩子”的惊呼。更有人乘机发泄对“自由散漫的上海小资们”的不满，认为“上海要搞独立”，上海人和小日本一样该消灭（网友留言）。

   

    我觉得这就是大众论史的可笑之处：让一群根本不知道历史是什么，缺乏最起码历史学常识的人参与历史教学的讨论，这就像让文盲参加公民陪审团。

 

   不过我非常理解并赞同这次教科书写法的改进，认为这又是一次上海对全国人民的文化贡献，因此我认为还是要说几句：

 

   首先、历史的写法随着时代使命的变化而变化。一切历史最终服务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当下的社会现状。历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三座大山，是反帝反封，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关注角度（不是篡改）的变化。我们的重点是在建设好这个国家，让国泰使民安，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再受到欺凌。我们只有学习更多的技术、文化、艺术、科学、制度化的发展历史，从中学习有利于坐天下的“治国之策”而非改朝换代的“治乱之策”，如此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们当代的历史使命，以更出色的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

 

   其次、历史的内容编定只是学科分类的技术问题。 学科自有学科的分类，中国革命史在教科书中所占比例不多，毛泽东只提到一次。这是因为这本教科书是世界史。世界史中用较少篇幅描写中国历史，这是由《世界史》的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是世界的组成，但只是一部分，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史所占的篇幅比例不可能太多，更何况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革命史？不要说中学历史书这样安排，你随便翻开任何一部大学《世界史》都是如此。我估计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缺乏基本的历史学科分类的常识。上海教科书并没有否抹杀中国革命，除了《世界史》，还有整整一部《中国史》写的都是革命史和阶级史，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屈辱的内容丝毫没有少，并且更集中。《世界史》和《中国史》描述对象的明确区分，是历史学科可分类进一步明晰和专业化的进步表现。把技术问题上升到“民族意识、历史命脉”的高度，我觉得非常的耸人听闻。

 

  第三、普遍史是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其实普遍史从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发展至今，已经数十年了，在世界史学界早已不算新。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采用了一种全息的普遍的历史叙述方式，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航海、风俗等方面，尽可能的记录（我没有用还原这个词）了一定时间段内的历史。当这种历史科学传入中国之际，我们还是沿用着苏联教科书式的专题史笔法，在通史中机械地按照革命史、政治史、土地关系史、文化史、经济史这样形而上学的分类方式进行历史的研究，同时旧史《二十四史》的“帝王将相体”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我们的历史观虽然强调的是群众史观，认为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看到的都是“领袖和历史人物”，理论上说要辩证地看待历史，实际上却形而上学地分割历史。我们的历史是部分的、断裂、片段的。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普遍史（大众生活状态史）和精英史（历史人物史）的区别：比如佛教文化，在历史书上我们看到的鸠摩罗什的译经，是玄奘的取经，是慧能的故事，学习宗教史的人看到的是一段段的佛教高深的理论，我们总是认为历史上那几个大和尚还有那些高深的经典，几个著名的流派就是佛教的全部了。其实不然，真正的佛教进入民间后就变成了烧香礼拜，成了求佛送子，成了阿弥陀佛，成了观音菩萨。民间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是一种普遍的、深刻的文化认同。而玄奘、慧能、慧远，甚至释迦牟尼，他们只是佛教的一部分，只是历史和宗教人物，而前者化作民间的一般信仰才是真正的佛教历史文化。同样道理、革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历史人物只是历史长河里微不足道的一个浪花，而和谐与发展则是更加普遍的描述，如果一味凸现历史人物的形象，而忽略更加普遍和重要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史，这就是对历史扭曲的解读。

   

    上海教科书的这种笔法就是采用了年鉴学派普遍史的写法（史学界从重写思想史开始，引入普遍史的方法），这是和国际接轨的做法，是历史的进步。恳请那些缺乏历史学必要理论知识就忧思忧虑的朋友，先打好理论基础。

 

    第四、上海历史教学界没有忘却革命。扬言历史被篡改的人都在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的教育界从来不敢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教育。虽然历史书的写法可以有所变动，但是我们获得中国革命史的途径却只会多不会少。比如高中《世界史》的篇幅有所调整后，《中国史》的内容肯定跟进，关注中国欺凌史、血泪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朋友大可在《中国近代史》去看，还有就是进入大学后，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门公共课，无论你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只要你是中国人，都免不了。热爱毛主席的人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绝对不会看不到毛主席的身影的，不要着急。

 

    第五、强烈bs那些头脑转不过来的教书匠。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叫作“前脚迈出”的中学历史教师对修改教科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原因是他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不能“与时俱进”，跟不上形势，因此产生三大疑问：1、农民起义被删除，官逼民反的观点惹谁了？2、封建专制被删除，专制两词惹谁了？3、蒙古人划分等级看不见了，教课书作者，你怎么了？...我觉得这位对“官逼民反”、“造反有理”理论津津乐道的老师真可爱，可能他多年辛苦准备并倒背如流的教案被这次修改打乱了，因此才有跟不上形势的说法。我总是认为历史教师是最智慧的人，想不到却都是些照本宣科的教书匠，中国历史教学之差，不因为教材，大多因为教师素质太差了吧。恳请这些业务素质不过关的教书匠们，先打好自己的史学基础，不要因为自己无能而牢骚满腹，误人子弟。

 

    第六、强烈bs没事找事、挑起事端的媒体作者。

      我觉得这次上海教科书事件，完全是由某些媒体挑起的。媒体为了寻找话题，吸引人气，故意做了一系列卑鄙的技术处理。比如把这次普通的上海教材内容的调整，和台湾出版去中国化教科书的事件放在一个版面讨论，难道上海修改教材和台独去中国化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么？！难怪一些头脑发热的愤青朋友们受其挑动，不明就里的大骂上海人汉奸。那些媒体用的标题大多触目惊心，耸人听闻，并且断章取义地省略了许多关键的条件，如把修改的对象是世界史，而中国史的革命内容丝毫没改这样一个重要的条件给斩断了。更损的是那些媒体还故意找出美国《侨报》的反对文章，造成“连西方报纸都在谴责上海篡改教科书”的紧张气氛，实在太不厚道了！实际上《侨报》只是中国华人在美国办的一份报纸，不代表西方舆论的主流论点。当我们的爱国热情被这些媒体充分调动之时，也是他们坐收渔利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