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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波

　　有个美国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呆了十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过三百遍《天鹅湖》。即使在芭蕾舞剧中《天鹅湖》是无可争辩的经典之作，看三百遍也太多了，但身为外交官，有些应酬是推不掉的，所以这个戏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到后来很有点吃不消。我猜想，头几十次去看《天鹅湖》，这个美国人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优美的音乐，看到的是前苏联艺术家优美的表演，此人认真地欣赏着，不时热烈地鼓掌。看到一百遍之后，观感就会有所不同，此时他只能听到一些乐器在响着，看到一些人在舞台上跑动，自己也变成木木痴痴的了。看到二百遍之后，观感又会有所不同。音乐一响，大幕拉开，他眼前是一片白色的虚空——他被这个戏魇住了。此时他两眼发直，脸上挂着呆滞的傻笑，像一条冬眠的鳄鱼——松弛的肌肉支持不住下巴，就像冲上沙滩的登陆艇那样，他的嘴打开了，大滴大滴的哈喇子从嘴角滚落，掉在膝头。就这样如痴如醉，直到全剧演完，演员谢幕已毕，有人把舞台的电闸拉掉，他才觉得眼前一黑。这时他赶紧一个大嘴巴把自己打醒，回家去了。后来他拿到调令离开苏联时，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回可好了，可以不看《天鹅湖》了。
　　如你所知，该外交官看《天鹅湖》的情形都是我的猜测——说实在的，他流了哈喇子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但我以为，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比方说，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戏霸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你怎么走了四步？在实验室里，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加速度都是一个G，你怎么会是两个G？在实验室里，物理过程要有再现性，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不能有以两个G下落的物体。艺术上的经典作品也应有再现性，比方说《天鹅湖》，这个舞剧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为了让后人欣赏到前人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它只能照老样子一遍遍地演。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文化革命”里，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插队时，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轮到了吴琼花还是洪常青，我们抬腿就跳。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怀疑对它有所不利，连忙扬起尾巴就逃。假如有人说我唱的跳的不够好，在感情上我还难以接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换言之，是我存在的方式，我不过是嚷了一声，跳了一个高，有什么好不好的？打个比方来说，犁田的水牛在拔足狂奔时，总要把尾巴像面小旗子一样扬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雅，但它只会这种跑法。我在地头要活动一下筋骨，就是一个倒踢紫金冠——我就会这一种踢法，别的踢法我还不会哪。连这都要说不好，岂不是说，我该死掉？根据这种情形，我认为自己对八个样板戏的欣赏早已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欣赏的，但这些戏的艺术成就如何，我确实是不知道。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出的《天鹅湖》的艺术水平如何，那位美国外交官也不会知道。你要是问他这个问题，他只会傻呵呵地笑着，你说好，他也说好，你说不好，他也说不好……
　　在一生的黄金时代里，我们没有欣赏到别的东西，只看了八个戏。现在有人说，这些戏都是伟大的作品，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以便流传到千秋万代。这对我倒是种安慰——如前所述，这些戏到底有多好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但我也有点怀疑，怎么我碰到的全是经典？就说《红色娘子军》吧，作曲的杜鸣心先生显然是位优秀的作曲家，但他毕竟不是柴可夫斯基……芭蕾和京剧我不懂，但概率论我是懂的。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居然个个是经典，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当然，你要说它们都是经典，我也无法反对，因为对这些戏我早就失去了评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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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波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假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是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先生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道：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文化革命”之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旬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买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面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所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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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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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波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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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波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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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银河

　　嘉宾：李银河(社会学家、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之妻)

　　引入语：大陆作家王小波被人称为中国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去世一年有余，最终安葬在哪里，又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访他的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

　　李银河：

　　我喜欢他的有一篇叫做《肚子里的战争》。他写的是在云南插队的时候，当时没有正经医生，正牌医生都下放了以后，净是一些兽医在给大家看病。一旦来了阑尾病人，很少有在一个小时之内，能够找到阑尾的。除了这个大夫之外，其他的人也上来帮着找，最后实在是找不到，病人自己掀开那个白布单子，也来帮着找。我想这个他就是对于那种荒诞年代的，那种荒诞的事情的一种讽刺吧，就是说希望这种荒诞的事再也不要发生了吧！

　　我一向觉得他有两个东西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说他的那种已经形成了的个人的写作风格，我觉得这个并不简单。另外，我觉得他有一个思路，就是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思路，这从他的杂文里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想问题的那种方式、角度好像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也挺纳闷的，就是他这一套从哪儿来的？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比较正统的吧，用咱们的话说，老觉得他那儿有一种挺新鲜的思路似的。小波当初最早《黄金时代》在国内出了以后，给一位老同志看，他就提出这个是不是文学还是应该提升人的灵魂？小波始终对这句话有点耿耿于怀，他就是觉得… 怎么说…我想他主要的不高兴就是他这种看法，和他心目中的文学离得太远了。就是他心目中的文学是美，就是美本身，是一种想象力，澎湃的想象力。什么教育，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关他的事。他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一切都不能够强加于人，就是说你即使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你比如说他有一次讲到“天鹅湖”，就是说有一个外交官在那儿看“天鹅湖”，看到第一百遍的时候，他还在一个艺术的层面，然后看到两百遍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物理学的，就看到有一些物体在挪来挪去，然后看到第三百遍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哲学的层面了。就是这个东西…对于任何强加于人的东西，就算再好的东西，哪怕是乌托邦，他也是很反对乌托邦的。我觉得这个思想和罗素的思想也特别接近了。

　　他经常爱引用罗素，就是说一个设计得好好的一个社会，或者是…如果是强加于我们的，那么里面就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我想他这个实际上还是一种反对传统的这么样的观点吧。还是希望五四以来，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直做的这个事，就是希望把理性、民主、科学给介绍进来。还是做了这件事，而基本上还是这个思路。就是那种自有知识分子，那种思想传统，就是觉得那些东西相当的误国。就是它已经几千年了，我原来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社会，它最可能有的东西就是它一向有的东西，它不太可能有的是它没有过的东西。所以就是说西方的东西有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而不是说不…我现在还是这么样一个立场。

　　(1997年4月，非常有才华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正准备出版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不幸的是，他突然发了心脏病在北京去世，自己也成为沉默的一员。当时他的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作研究，从此两个人阴阳相隔。不过王小波的身后并不寂寞，在他去世的一年当中，李银河整理和出版了亡夫的文稿，引起了一股“王小波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他的思想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在北大校庆期间的书展当中，王小波的书就一路畅销。那么王小波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作家？又是怎样的一位丈夫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妻子一起走进他的精神家园。)

　　Y(杨澜,下同)：

　　在北京郊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墓地，最后为什么选在昌平的这个公墓里呢？

　　L(李银河,下同)：

　　在北京我们也找了好几个墓地，比如说通惠灵园、八达岭的灵园。但是最让我们不满意的就是说，他们非得要横平竖直的，一排一排弄得特别整齐。后来我觉得这个特别不符合小波的个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要特立独行，稍微…怎么也得与众不同。然后我就跟他们灵园的负责人提这个要求，我说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别人稍微地想有点与众不同的这种要求呢？后来他就给我们讲了，说像我们这儿公安局长也有，县委书记也有，都跟人家一样…。

　　Y：大家还没提特殊要求，你们一个平民百姓还想干什么。

　　L：对，好像就是说人家觉悟那么高，好像我们觉悟很低似的。听了这个，我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然后我就说要不然算了，就是说放在家里，或者将来找一个机会海撒算了。后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介绍这个浮山灵园，我们去看它有自然的山上的大石头，我们就想直接选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上几个字，然后他们就同意了。最后这件事做成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在那个大花岗岩石头上请一个书法家叫曾辉的，写了“王小波之墓”五个字，生卒年月。然后就是底下凿了一个洞，把骨灰盒放进去，一切都做得很简单。

　　Y：对，很简单。做这个墓穴花了多少钱？

　　L：就六千块。

　　Y：在现在来说很便宜了。很多人要花好几万块钱修一个规规正正的大理石的那种，上面还有各种头衔，比如说党委书记、研究室主任这些头衔。小波在自己…因为他算是英年早逝，45岁都不到就突发心脏病。在过去你们两个都没有任何预感吗？

　　L：对，就是一点都没有，好像从来没想到过。因为你看就是大概前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上泰山，然后他从底下一直走到顶上，完全没事。可是当时我都不行了，有点哮喘，我都拿那个直喷雾什么的，他倒没事，所以我们一点都想不到。

　　Y：有没有想过他好像…有一些朋友说他一直就是唇色都比较发紫，很有可能是那种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

　　L：对，我问过他。我说你嘴唇怎么老是紫的，后来他还跟我讲得头头是道，他说这个是什么二尖瓣，可能闭锁不全吧。是不是人静脉血和动脉血一混，嘴唇就是紫的？可能他那个意思好像他从小就这样，好像没事一样，他就给我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一直是这样，一直也没事。

　　Y：我听到有些圈里的朋友说，最后几次见他，就觉得他脸色非常不好。他有没有跟其他的朋友谈到过，我可能有点不行了。

　　L：我想他当时可能有预感，一个是后来这个事出了以后，有一个记者告诉我，说他在一次开会的时候跟他说，说我现在得了一种病，我可能要死了。当时大家一听王小波说话，就是那么一个没准备，特别隔着的一个人。对，大家就觉得他开玩笑，根本就没当真，但是这个事事后回忆起来…。另外就是我当时在英国，他给我打电子邮件，我们用电子邮件通信的时候，他说最近特别显老，他说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也说我也特别显老，我也没当一回事。

　　Y：你们一直就是没有特别认真的，特别严肃的来考虑过这个健康的问题。

　　L：对，就是没以为真的有一个…。

　　Y：那个时候你是在剑桥大学做研究，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吗？

　　L：对。

　　Y：情况是怎么样的？

　　L：当时旁边没人，就他一个人，当时就是夜里11点半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他叫了两声，当时他们有点害怕，因为叫的声音太大，他们以为别出什么事什么的，也没敢上去看。第二天早上才带着人上去，看得时候就发现了。

　　Y：所以他一晚上也没有…即使要急救的话也没有任何办法。你有没有自责过自己不在他身边，他是死在电脑边上的是不是？

　　L：不是，他当时已经睡下了…我想，如果要是我能在身边的话可能好一点。当时我到英国去作访问学者的时候，也想过是不是让他去，我们正经商量过几次让他去，后来也没去成。我想可能…但是后来好多朋友安慰我就说：即使你在也没办法，我觉得他的也是。

　　Y：因为他心脏突然的衰竭了。

　　L：对，这种情况。

　　Y：其实很多中年人这种早逝都是因为完全是心脏病。自己有心脏病但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第一次爆发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就过去了。

　　L：不过也没有带着药什么的。

　　Y：也没有准备。那是谁最先找到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你当时是怎么一个…？

　　L：当时他们找我非常困难，因为我在那边换了几个地方，电话家里不知道，我只是和小波通电子邮件。他们就通过系里什么的找我，最后还是一个朋友电话最先打到我，那时候已经过了一两天了可能。当时他们没有告诉我真话，他们就说出事了，你必须得马上回来。但是我再问他们就不说了，我估计他们可能怕我路上受不了，不安全吧！

　　Y：你那时候想会出现什么事呢？

　　L：我当时有点猜到，我当时是…因为他们那么吞吞吐吐的，我反而更猜到。但是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是不是就是急病什么的。我想他们也是故意的，就让我猜不到，就不让我得到最确切的那个消息。

　　Y：回来以后还跟他有一次遗体告别，还是算见了一面的，是吧？今年的4月11号，也是小波去世一周年。到现在去世一年多了，你觉得现在你的那种悲痛还很沉重吗？

　　L：我觉得好像正好在一周年的时候，像是一个坎儿，就是心里一下松下来了，就是这以前一直好像紧绷绷的那种感觉。

　　Y：你为什么会这样松下来？

　　L：可能是我觉得后来在这一年里头编了很多他的书，主要就是他那个三本书吧！一本是杂文随笔全编，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另外有一本就是他的《小说剧本集》，他最主要的著作是三部曲，时代三部曲。但是他还有一些散载别处发表，比如说“东宫西宫”，他那个就是中国第一部同性恋电影，是张元导演邀请他写的。另外有一本就是早期作品和未尽稿集，一共是这三本书。用了很多时间在编他这个稿子。

　　Y：所以一周年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把这些事情完成了，可能心里觉得松了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纪念他。

　　L：对。

　　(在人们的眼中，李银河和王小波都不是俊男靓女，而且李银河说在生前，王小波也没有送过她什么礼物。在公共场所两个人也很少有非常亲昵的举动，只有在她去英国前，王小波到机场送她，临别的时候曾经用力地抱了抱她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也没有想到那一次竟会成为永诀。 )

　　　
　　Y：有人也说，说王小波这样走得也不拖泥带水，就好像他的那种性格一样。在他去世前，你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来互相联系，你有没有记得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当然是适于公开的那一部分。

　　L：我们一般就是说点家常，有时候我也是有那种…比如我在那边搞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材料，我就给他传过来，也做过这个。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试在那个网上对话，其实网上对话有一种就是平台式的，直接你一句我一句，可以直接写的。我们还没找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就试着他发一封，我发一封，因为每一封中间也就五分钟，我们当时就可以这样来…。我记得我给他写的第一封就写：地瓜地瓜，我是土豆。然后他回来就是说：土豆土豆，我是地瓜。这个可能得…对暗号了。看过大陆电影的那个什么。

　　Y：过去那种反敌特的，什么国民党军队的了，用一些这种密码。

　　L：对，那个联络方式。

　　Y：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吗？

　　L：对，我觉得他是。

　　Y：你在出国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起出去玩或者是…？

　　L：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小公园，叫玲珑园，我们经常上那散步什么的，用小波的话说做倾心之谈，然后也去放风筝。

　　Y：真的，你们两个人在一群孩子中间放风筝？

　　L：对，好像当时就是我们岁数最大。

　　Y：他开心吗？

　　L：对…特开心，好像是风筝的时候就返老还童了吧！

　　Y：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好像很羡慕你们俩这种情投意合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L：最早认识是1977年，1977年那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他当时是一个街道厂的工人。但是我是从我们两个的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儿先看到他的小说，就是手抄本的小说，然后才见到他人的。

　　Y：什么样的一本小说呢？

　　L：那个小说叫《绿毛水怪》，后来收在他的早期作品集里头，当时看了印象很深。

　　Y：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没有看到过那本书。

　　L：那个小说写的算是一个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就是男孩女孩都有点朦朦胧胧的。后来他们没有讲明白就是插队去了，然后阴差阳错，这个男孩找不到了。这个女孩一直等男孩，后来等不到，女孩就跳海而死。然后这个男孩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可是后来这个男孩就到海边，就发现有一次就碰到这个女孩，已经变成一种全身都是绿毛的水怪，但是她在水底下有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后来那个男孩决定要跟女孩去，可是这个时候又因为他突然着凉了在海上，就没去成。然后这个女孩就失望而走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Y：这个故事为什么能触动你呢？

　　L：我觉得好像很微妙的一种感觉。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里面提到了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一个很偏的小说，叫《Netoo hkaNezvanova》。我记不太清那名，但是当时我正好看了这本小说，我对这个小说的那种感觉，正好是他书里写的那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

　　Y：真想认识他。

　　L：对，我就想要跟这个人可能早晚会有点什么事发生，就是有这种预感。

　　Y：那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像这个《绿毛水怪》里的那个 …，当然你这个角色有一个转换，就好像他是那个姑娘，已经先走一步了。他可能现在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王国里，然而你好像是那个小说里的小伙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并不能够跟着他一起去。

　　L：对，后来我还写过一个回忆文章，叫《绿色水怪和我们的爱情》，其中就提到：我说小波现在也许就在海里，或者是在天上，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Y：那后来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怎么见到他的？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L：第一次就是我在他们家看见他这个小说的这个朋友，他带我…实际上说是去看他爸爸，他爸是一个逻辑学教授，当时他可能纯粹是看他爸爸。我当时心里就留了个心，就是说想去看看小波了，当时一看之下，就觉得这个人真够难看的了。

　　Y：大失所望，原来想的是一个白马王子？多才多艺。

　　L：后来看顺眼了就不觉得难看了，当时就觉挺那个，这就是第一次。后来我们单独见面的第一次，是当时我在《光明日报》当编辑，他去了，我们聊天，这等于是第一次单独见面。聊了没多久，他就问我说：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没朋友，我就说我没有，然后他说你看我怎么样？

　　Y：你太丑了。

　　L：没有，我没有，我当时就说我得想想。不过能看出来他是相当的自信。

　　Y：当时他是一个街道厂的工人，而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又在日报社做编辑，应该说所谓的社会地位是很悬殊的，但是他很自信。

　　L：我还记得当时好像我跟他通信，我的信上不是有那个信封，好像写什么《光明日报》什么国务院研究室，有一段时间，他们厂里的人就说 …好像就是觉得了不起了似的。

　　Y：小波攀上高枝了。

　　L：实际上他这个人，我觉得在智力上能够让我佩服的男人不多，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Y：你们俩的爱情生活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也专门把他过去写给你的情书整理了一部分，然后出版了。你觉得那个时候最打动你心的是什么？是不是那情书写得太好了？所以你后来觉得…。

　　L：对，肯定抵挡不了。是…有个关系，当时后来刚认识不久，我就出差到南方，他自己实际上没有发出的信就写了好多好多，回来一看，我就顶不住了。你想想就是说一个小说家，他又动了真情之后，能写出来什么样的东西，一般的人我想谁也顶不住。

　　Y：在给你的情书里，王小波也把你比作是一个无价之宝。你觉得他最欣赏你的是什么？

　　L：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智力方面吧，可能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真挚他挺喜欢的。我这个人很真。说起智力吧，就打个比方他跟我说：有个朋友智商特别高，他老婆也特别漂亮，贤妻良母。但是老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扔一个球，对方老接不住。后来我问小波，我说你扔球我接住接不住？后来他说你还是接住了。

　　Y：你们俩球扔来扔去的，有一种交流。对，那你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很平等吗？

　　L：我觉得很平等，一种很平等的交流。

　　Y：你们俩有没有吵过架呢？

　　L：我好像生来不太会吵架，他也不会你一句我一句那种吵架，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吵过架。但是有几次吧，次数不多，可能我把他气得有点那个，他一生起气来就是出气长进气短。

　　Y：没话，找不着话了。

　　L：他也不会那么大吵什么的。

　　Y：所以在邻居听起来，你们家还是比较安静的。

　　L：对，从来。

　　Y：你看他有真正生气的时候吗？那种暴怒的时候，有没有？

　　L：你看他平常脾气很好的，可是他要怒起来的话挺吓人的，就有一次我见过。我们俩上雁荡山去旅游，当时我们买了对号入坐的长途车票，一些老农民根本就不管这一套，就坐上去了。我们上车以后，我们那个座上人家坐了就不起来，让我就没有办法，忽然听到王小波好像喊了一声：我们走。打雷一样，然后全车的老农民都吓坏了。对，我也很意外，我说他真怒起来是那个样子。

　　Y：他平时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你看他的照片：一歪头，咧嘴一笑，有一种无可奈何，又有一种不以为然，好像总有一种自己的个性在里边。给我们的形象总是那样的，蔫蔫的，但有时候倔起来也发一点让人吓一跳的话。

　　L：他这个人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他在熟人、朋友面前，好像是属于那种侃侃而谈的，是一个特好的朋友。要是他不喜欢的人，他就一句话没有，是这么一个人。

　　Y：你们两个为什么决定不要孩子？对不起，这个话题太个人化了。在你们这个年纪想到不要孩子，两个人自由自在这样过日子的人，还不算太多。在你们那个年代，应该是80年结婚。

　　L：对，80年。我们婚前就说好了不要孩子的，我们可能是赶上第一拨做这种选择的。在以前，大家都好像就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诗歌画家，他就说：当初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过有这种可能性。就觉得结婚生孩子，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就没想到有这么样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Y：现在当王小波去世以后，你有没有后悔过？就是想如果当年我们要一个小孩，好像就是他的骨血能够留下来，然后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寂寞。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住在你们原来的房子，搬回你母亲家住。如果有一个孩子，也许你的感觉不一样。

　　L：对，要说一点没有好像也不对。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这事，如果他要是还活着，我们可能还不要，是会这样的。

　　Y：刚才我们谈到小波非常欣赏你的智力和你那种比较纯朴的个性，那么你欣赏他什么呢？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应该可以这么说。

　　L：我觉得他很男性，另外就是他的智力是很高的。我觉得他真正让我佩服的，虽然我这个人挺前卫的，但是我还是有点随俗，就是说我觉得在一对夫妻的关系里面，好像男的应该比女的强。

　　Y：你还是这种…？但你是博士后，是吧？

　　L：对。就是从所有世俗的标准看，他才是一个硕士，我是博士后了。按世俗的标准我比他高似的，工资他好像也从来没有高过我，但是我就觉得他在智力上确实是…他写小说的才能是我特别佩服的，真正有值得我佩服的地方。

　　Y：好像你也谈到过，他有这种非常独特的文风，同时他还有非常犀利的一种思想。你觉得他这个人在人格上，你非常尊重他吗？在我看来他好像不是那种为功利所左右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清高的人。

　　L：对，也许可以用这个词吧，清高，比如说他不入作协。后来他的小说在台湾得奖，就是《黄金年代》，在《联合报》得了最佳小说奖，第十三届，还有第十六届的《未来世界》。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入作协？

　　Y：你还是比他实际一点。

　　L：对，我比他世俗一点。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朔都不入，我怎么能入？好像这个意思就是，他非常特立独行。

　　Y：那就是说他很喜欢王朔了？　
　　L：对，他对王朔基本上都是好话。

　　Y：他们俩见面交谈过吗？

　　L：他们见过一次。是因为王朔有一段经营文化公司，想给小波出书，好像还有一个合同，就是小波的下一部小说，他要给他出书。对，后来小波见了他这个人，印象不错，他说这个人很好。小波这个人就是这样，“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点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对他好，他会特别记得人家，感谢人家。

　　Y：那么是不是能这样说：小波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会丧失他的一种客观的评判标准，而别人跟他约了稿，所以他以后就不说人家的坏话了？

　　L：我想还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他虽然觉得王朔这个人很好，但是他对他的小说评价还是该怎么评价怎么评价，是这样的。我就听他说过，他很少说国内的作家，很少看他们的作品，说他们好话，但是他说过王朔对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他说过这个。比如说王朔写过有一个人他近视眼，深度近视，后来他怎么一下从十米跳台上跳下去以后就摔死了，然后他旁边的女朋友的感觉，还有什么。好像是那篇小说王朔对死的感觉有感觉，就是感觉是对的，这是小波的一种评价。

　　(在他的杂文中，王小波特别提到过“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定义。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内地把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程度的人都统称为“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甚至那些初中没有毕业的学生也被人称作是“知识青年”。不过在王小波看来，那些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职业的人，只能是专业技术人员，而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以关注社会、评论社会为己任的人。而且在王小波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是创造精神财富，第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王小波说在他经历的一些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W(王小波,画外)：我还是相信个人的智慧，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应该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Y：王小波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觉得他这个“自由” 是指什么呢？

　　L：我想他可能指的还是那种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崇尚民主和科学的那种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给他最好的朋友李小洋最后一封，就是他一生发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提到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这样是不是太狂了？小洋就给他写：说一点也不狂，刚说到这，回来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Y：有点谭嗣同的气魄。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倔的人，好像不是特别愿意去迎合潮流的人。他这种倔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他表现在什么方面？

　　L：他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会说出一些话来，让别人一点受不了。举个例子，就是有一次，这是一个朋友给我转述：在一个杂志的会上，这个杂志想请一些人来帮助他们来做。这个领导就很带点陈腐的，带着官腔，问每个人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什么学位，什么专业，什么什么的。后来问到王小波，这是他恐怕已经不太乐意了，因为本来他那时候已经辞了职，是自由撰稿人，根本就不乐意受任何管。然后领导就说你的导师是谁？他说我的导师是一个印第安人，脸上画着油彩。

　　Y：他肯定是很严肃的板着脸说的这句话。

　　L：对，我猜也是，大概领导听了会很不高兴。

　　Y：你觉得为什么王小波会赢得这么多的读者，特别是在他身后？甚至有的人说：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他不会象现在这么有名。

　　L：我一向觉得小波他有两个东西比较突出，一个就是他那种已经形成了的个人的写作风格，我觉得这个并不容易。大家觉得谁写作没有自己风格，其实有好多人就像学生一样，比如说文学系的学生，东西是很不成熟的，而他已经有了一点个人的风格。另外，我觉得他有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思路，从他的杂文里头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想问题的方式、角度好像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也挺纳闷的，他这一套从哪来的？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比较正统的，用咱们的话说，所以老觉得他那儿有一种挺新鲜的思路似的。

　　Y：是不是也会有时候让人害怕？

　　L：对，当初我父母大概就因为这个，不太同意我们的婚姻。就是隐隐地觉得，说不上他哪儿不好，但是觉得挺危险的，思想出格吧，就觉得不定将来惹什么事，可能要是57年就被划右派之类的。好多人都说，他写的东西要在57年可能划好几个右派了。

　　Y：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虽然他是40岁以后才开始写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都获得了《联合报》的中篇小说奖。但是也有人说觉得他的杂文比小说更好看一点，甚至有的人觉得他的小说因为描写性爱的比较直露一点，所以有时觉得是不是格调不太高，不能够提升人的灵魂？

　　L：小波当初最早《黄金时代》在国内出了以后，给一位老同志看，他就提出是不是文学还是应该提升人的灵魂？小波始终对这句话有点耿耿于怀，他就是觉得…怎么说…我想他主要的不高兴就是他这种看法，和他心目中的文学离得太远了。他心目中的文学是美，就是美本身，是一种想象力，澎湃的想象力。什么教育，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关他的事。他不是想什么当个老师，灵魂工程师去提升别人什么，所以他不是说我…觉得最重要…。

　　Y：我看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你编的这个集子里有一片文章，我看了也很感动。他就是说整个世界里我最想提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觉得他这种反省非常的理性，而且非常难得，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要去教育别人，去用道德的方式评论别人的对错，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王小波非常有这种自知之明，也是这种自知之明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佩服。

　　L：对，而且由于他老是取这么一个低姿态，所以好多人会觉得他的东西看了很亲切。比如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讲的是在他插队的时候，曾经当过猪倌。要知道农场里的猪，它们的生活是被完全安排好的，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交配，什么时候进屠宰场，那些猪在猪圈里除了睡就是吃，除了吃就是睡。但是只有一只猪非常的特别，它行动敏捷，可以跳上房顶，又不满足于在猪圈这个小范围里生活，喜欢到周围的村庄里去游游逛逛。有一次人们要杀它，它又非常聪明的，从重重包围的枪口下逃脱，成了一只野猪，居然还长出了一副獠牙。在王小波看来，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想去安排别人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对于被安排好的生活习以为常，所以他一直非常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Y:人与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没有个人的尊严只有整体，这种生活不合理。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给每个人以选择的自由，这也很自然的谈到就是人的一种尊严。但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里，我还是忍不住要提杂文，因为我也是好像更喜欢王小波的杂文。那么他还提到这社会上有很多弱视群体，他们或者没有机会说话，或者不想说话，或者人家不让他们说话，或者他们说了话别人不听，那么也就很自然引起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他们的世界是大陆第一个对于同性恋社会，或是同性恋文化的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调查。你们俩一个写小说，一个做社会学的研究，这件事为什么会两个人一起来完成呢？

　　L: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男同性恋愿意跟女的谈，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小的，他就比较怯场，就不愿意跟女的谈，这时候小波就得上了，他主要是当侦察员。可以说掩护的这种角色。另外比如说到现场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比较困难了。

　　Y:还有一种传说，说你那时候是不是女扮男装到公共的洗手间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事？

　　L:这事我听了以后特别惊讶，这事纯粹是瞎编。小波到公共厕所看倒是有，实有其事。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他说当时有一个同性恋带着他去拍照，他们同性恋也有厕所文化，比如墙上写着怎么约。有些打油诗，有些画，有一些就是约…怎么样。然后他说他一进去，每一个隔间都探出个头来，然后都缩回去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出来就问人家这事怎么回事？人家说没看上，后来他回来跟我说真失落。

　　Y:那么没有魅力。

　　L:对，魅力不够。

　　Y:做一份这样的调查也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当这本书出来之后，你们两个都觉得很满意吗？

　　L:我觉得不能说很满意，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探索性的，特别初步的东西。但是它的价值就好像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第一个好像浅点就浅点，我觉得理论上比浅薄还是…。

　　Y:的确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很讳色的，很模糊，大家都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但是会不会有人说，你选择这样的话题是有点哗众取宠？或者是故意选一个大家不谈的一种敏感的话题来作文章。

　　L:我觉得怎么说，这个对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性是很必要来作这个研究的。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存在着一种性无知，你比如说有很多同性恋的妻子，她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丈夫老不理自己，就是以为…因为中国妇女好多就是终身都不会跟别人离婚，或者是跟别人结婚。从一而终的。

　　Y:对，他就以为大概男人都这样。

　　L:另外，你比如说我调查里头碰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人以为，盖了男人该过的被子就会怀孕的。就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所以别人比如家里来了男性的客人，她就会把被子晾好几天，然后才敢盖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特别无知的话，在某一方面特别无知的话，这是很危险的。

　　Y:那么这种对性的无知除了会给个人造成很多的悲剧，或者说笑话，那么对于整个的社会，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L:我觉得它对于社会的宽松的气氛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原来有一个研究，研究村落文化，在村落里头人们都互相盯着看，就是因为他生活的圈子很小，每一个人都互相盯着另外一个人。那么他选择的余地就特别小，这种禁欲的气氛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宽松的气氛。所以我想在性的问题上，如果大家比较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愿望，对于整个社会的宽松气氛都会有好处。

　　Y:文化是既简单又粗俗又天真，但是它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可能中国人也气不忿。你和王小波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你在那儿呆了六年，他在那儿呆了四年，后来你们俩又一起到欧洲去游历，最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俩回来的？有一笔很高的什么…，有人出很高的工资邀请你们，然后你们决定爱国就回来了？

　　L:都不是，因为我们根本也没去申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我觉得挺好笑的，每个人回来都是高薪聘请什么的。我们当时也是反反覆覆讨论了好长时间，到底回不回来。最主要的考虑还是说，我是搞社会学的，他是写小说，写小说的就好像离开了母语的环境就很糟。然后我搞社会学也是，你对人家那个社会根本没感情，你要做这个社会你首先要特别关心它，好像它跟你也特别相关，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回来的Z主要原因。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美国留学回来也是这个原因.

　　Y:我也觉得做电视就是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不可能脱离你所熟悉的那个社会而存在的，因为很多是潜意识中的东西，不是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那回来以后，可能你们一定也有看过这本书《中国人可以说不》，在 96年吧，也是红了一阵子的。王小波对这本书怎么看？

　　L:他很不以为然.

　　Y:而且好像跟这帮人有点官司。有点笔仗？

　　L:对，他后来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百姓?洋人?官》意思就是骂洋人。有时以为自己骂洋人就很了不得，实际上他们还怕官。然后那帮人就很不高兴，说那你是怕洋人，就好像有点…。实际上小波他最最反对的，他另外还写过别的文章，就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把这种东西煽动起来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后来有一个外国记者问过他：听说你们现在中国人都在说不？然后他说：你没找对人。

　　Y: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L: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当明确、很激烈的。也是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我们两个都有这种看法，就是一种很原始的东西，像原教者主义，或者这种东西煽动起来是了不得的。它是一个很非理性的很危险的东西，像南斯拉夫，而且听起来又很正确。对，它特别有蛊惑性，就是特别能蛊惑人心，而实际上它煽动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非理性的。对，非理性的，部落村民互相残杀、攻击，万万做不得这件事。所以他要出来说话 .

　　Y:那很多人也会说：王小波中国人是一个很西化的人，他可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太深了。

　　L:是有人这样，尤其他写了一个叫作《智慧与博学》，好像里面把那种金融学什么的，损得比较厉害了一点，有的人就很不高兴。

　　Y:他写的杂文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L:对，特别是他写得比较尖刻一点。我记得那里面他好像用了一个大山临盆的比喻，就是说一座大山要生孩子了，就要临盆了，然后天摇地动，房屋倒塌了，什么江河倒流了，结果震了半天生下一只小耗子，他用这个比喻，我觉得难怪对方会觉得不高兴。

　　Y: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怎么想的？我们揭开这个比喻来谈谈，他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什么？他有没有想用西方的东西来拯救中国，还是像很多人想过的那样。

　　L:我想他实际上还是一种反对传统的观点，还是希望…就五四以来，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直做的这件事，就是希望把理性、民主、科学给介绍进来。还是做的这件事，而且基本上还是这个思路，就是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个思想传统，觉得那些东西非常的误国。对吧，就是它已经几千年了。我原来也有一个想法，一个社会它最可能有的东西就是它一向有的东西，他不太可能有的是它没有过的东西。所以说西方的东西有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而不是说不…，我觉得还是这么样一个立场。

　　Y:王小波现在去世有一年多了，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你认为他在做什么？

　　L:我想他最喜欢做的事，可能还是写小说，当然杂文他认为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可能也会写。但是他对别人说他杂文写得比小说好，始终不太爱听。而且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尤其是我觉得20多岁的人，特别喜欢他，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好。有文学评论家这样说，就说小波的小说不是能在地铁里这样抱着看的，而是因为他这样要一笑起来，别人就会很奇怪的，因为说它的小说是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然后那样抱着看，看完以后一下笑倒在床上，说是这样一种小说。我觉得有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它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小波最大的成功吧！

　　Y:他会感到欣慰。

　　(王小波相信世界上即使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就像芭蕾舞剧“天鹅湖”，再精彩也不能让人看上三百遍，而不感到厌倦。在他看来千人一面的世界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因为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 参差不齐才是一种美”。在这一点上王小波没有沉默，他也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