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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坚教授答《基础教育课程》记者问
[ 2007-3-13 9:27:00 | By: 刘兼 ]
 

对话高中新课程

——刘坚教授答本刊记者问

郑琰

《基础教育课程》2007年第2

推进素质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本质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课程改革作为教育工作的主题和核心内容来抓。高中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时期,要通过高中课程改革进行积极地探索。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6年底在京召开的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选

编者按

2006122427日,应福建省南安市教育局邀请,普通高中新课程八大学科课程标准组专家来到福建南安。他们走进课堂听课、评课,并与校长、教师、教研员进行热烈座谈。本刊全程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等工作,将梳理活动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后续跟踪采访,并做系列报道。

作为此系列访谈的开篇,本刊首先采访了一同前往福建调研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处处长、主任助理刘坚教授(100816 ,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记者:国家课程方案中规定学生三年内总学分达到144分就可毕业,学分由学校认定。但目前各实验省都规定要会考,很多校长认为这种做法与国家方案相冲突,同时担心会考将加重学生负担,您怎么看这件事?

刘坚:我认为应从几方面来认识。第一,课程方案里讲的144个学分是学生达到毕业要求的学分,应该讲它是学生能否毕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目前要求的144个学分,是学生在每一个模块学习结束通过考试获得的学分总和。同时,由国家或某一级政府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实施一个基于标准的学业测验,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会考,通过会考来检验一个学生有没有达到高中毕业各个相关学科领域的学业基本要求。

第二,我国的会考从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生了变化。实施会考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花很多工夫,而会考的结果在关键性的、重要的、高利害的考试中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会考的成绩跟上级认定的学校办学质量好坏、跟老百姓心中的升学期待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会考也由认真组织变成应付。目前是否会考由各省自己决定,实际上会考该不该存在都成了问题。而这次课程改革,重拾高中学业测验,目的是要重申高中学校教育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通过三年的学习,检验每一个学生是否达到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我个人认为,代表国家意志的高中毕业考试应该就是学业水平考试,传统意义上的带有超出课程标准难度要求的、满足大学选拔性要求的考试不应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交回到大学,由大学组织进行考试。实际上一个好的学业水平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满足绝大多数高等院校的选择要求。至于说有些热门学校、热门专业会有更多的人来报考,大学可以用联考的方式或者自主招生的方式解决,考试内容可以跟课程标准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用基于课程标准的统一学业水平考试结果来检验一个高中生是否有资格拿到高中毕业文凭,成为社会各个用人单位的一个基本尺度,成为衡量一所学校是否达到国家要求的办学水准的标准的话,就有可能促使我们的中小学校按照课程标准、按照国家的相关方针政策去实施教学,扭转目前只关注升学率和应试的局面。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记者:教师们普遍反映初、高中教学衔接出现许多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该如何解决?

刘坚:我也听到了老师们的反映,我认为可能是几层因素造成的。

首先不排除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和高中课程在某些知识点上存在某些落差,但更多的因素不在这儿。我们现在的高中教师尤其是首批新课程教师,虽然他教的学生是新课程的学生,但是在实施新课程之前,他一直按原来的大纲授课,那么他就会有意无意地用原来对初中毕业生的要求来要求现在的初中毕业生,看他们是否达到了那个标准。其次是对高中新课程的理解还不到位。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高中阶段数学关于集合与简易逻辑的要求。在高中必修模块中,集合、简易逻辑的内容并未要求学生解一个不等式组,求一个取值范围后用集合来表示,但是原来的大纲是有这个要求的。如果教师还用过去的要求反过来理解高中新课程,而没有看到它的内涵、要求已经有了调整,那么他就会主观地认为初高中有衔接问题,几何推理证明等也存在类似问题。实际上是他在用原来大纲的内涵来理解现在的标准。以上讲的是同一学科之间的衔接。

其次,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衔接。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数学要给物理提供基础,这种思维方式面临挑战。因为高中新课程实行模块教学,鼓励走班。当然不仅是因为模块,更重要的是是否存在一个数学必须给物理打基础的问题。旧课程中,数学不学向量,物理照样学力量。实际上课标组的专家都认真梳理过,具体到某一个知识点,因为哪个学科没有学,就认为另一相关个学科难以深入的想法是不对的。像这样的事情如果遇到,用1020分钟做个讲解完全可以解决,并不会影响学科教学。如果因为某个知识点不相衔接,而因此规定哪个年龄段哪个学科必须学什么内容,这样推理下去,就会变成所有人相同时间只能学这个内容,是这件事情重要,还是给学科提供更大的空间,让学生能够自己选择模块自己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更重要呢?都不要“个性化”,都不要“走班”,如果大家都按统一的内容、统一的顺序、统一的要求去按部就班实行,意味着我们还要重新走回大一统,这同今天的教育、同课程改革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老师们也承认即使发现某些地方存在缺陷,但只要适当补充一些知识还是可以解决的。几乎所有实施新课程的教师都一致认为,新课程毕业的初中生学习更主动、更有合作精神、更有探究能力,更能够提问题,学生的学习表现出明显强烈的后劲,而这是最重要的。知识上的有限缺陷决不应成为实施新课程“过不去的坎儿”。

 

记者:实验区教师反映新教材偏难、偏深,课时比较紧,对这种现象您怎样看?

刘坚:作为新生事物,课程改革内容变化比较大,跨度比较大,时间紧,提供学生学习的素材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更多的应是强调教学方式变化、教材观念的转变。我们过去所有写在教材上的都是学生必须掌握、必须学习的内容,必须扎扎实实把握住的内容。而这一轮改革在教材建设上,就是希望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资源,成为教师教学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思路下,教材就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既有所有学生都要学习要掌握的内容,同时又提供了拓展性、探究性内容。教师反映内容偏多偏难,课时紧,可能更多的是课程标准中对某些内容已经有了调减,但是我们的教师还用原来的概念理解教材,因此有意无意地就会把调减的内容自己加上去。

另外,很多出版单位因为利益驱动开发的跟教材相配的辅助性的学生练习、教师用书,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并不是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内容。它们环绕在教师、学生、家长周围,给大家带来一种困惑、焦虑和无形的压力,就是按照教科书上讲的内容,做教科书上的作业如果还可以应付的话,做教科书以外的其他作业就发现经常会遇到做不了、做不好、做不下去的问题。因此大家就会置疑:是不是新教材有问题?若没有问题,同样叫新课程配套的教辅中的题目学生怎么不会?这种情况自然就会增加老师的焦虑,久而久之,自然是新课程不敢放,旧的内容也不敢丢。

深圳中学的赵校长曾经讲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高一第一个模块学完之后,他让老师组织对学生进行基于模块的考试,结果几乎所有学科考试题都明显超过了课程标准对这个模块的相应的学力要求。其实不仅是这个学校,在山东、宁夏等很多地方,都遇到起步阶段组织模块考试的时候,由于考试要求超出了标准对这个内容应有的要求,人为拔高要求造成的学生大面积不及格的情况,加上刚实施新课程,本来就有点“将信将疑”、“奉命改革”,给高中教师普遍带来一种担忧、一种恐惧,怀疑新课程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习能力有问题,怀疑课程标准有问题,怀疑教学有问题。这都是实验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新进入的五个省和2007年有可能进入的几个省,要吸取实验区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

 

记者:对教辅与新教材不配套的问题,老师们反映强烈,您怎么看?

刘坚:对教辅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大家普遍感觉总体上教辅市场同课程改革是有冲突的。当然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教辅质量正在发生变化,包括教辅的具体内容本身也在尽力往体现新课程理念方面发展。但是总的来讲,更多的还是对应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到福建南安调研,南安国光中学教导主任姚老师就明确讲到,按照目前的数学课程标准规定的相应模块进行教学,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教辅。那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包括学校如何把好关,按照课程标准以及相应的教材和教材自身配套的材料实施教学,而尽可能少让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来影响、干扰、冲击正常的教学,是管理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据我了解,教育部里相关的教材审查机构对教辅问题也非常重视,要加大对配套的教辅特别是教学参考用书的审查力度,使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能够更好地体现新课程要求,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教学。

   

记者:技术、体育健康、艺术和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都不参加高考,这类课程的开设如何保证?

刘坚:综合实践活动、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这些课程是挑战我们教育工作者良心的课程。我们的国家办学校,我们的校长、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去办学校、办教育?国家规定的课程方案以及课程标准,在学校如何得到有效实施,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教育学术界,特别是实践工作者的一个大问题。

这次课程改革,一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课程对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课程确确实实在高利害的统一选拔考试中,很难像语数外一样得到重视。实际上这些学科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更多用纸笔测验很难表达的、对一个人发展至关重要的内容,如果把它们也回归到纸笔考试,可能这些课程就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不少学校由于设备、场地、师资等客观原因,没有把这些课程开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校长的观念需要转变,要去思考如何把这样的课程开好。什么是合格的学校?合格的学校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够按照国家的课程方案开足开齐课程,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做到,就不能称其为合格学校,更何况省级示范校、名校!

教育行政部门有足够的管理和督导的政策空间,关键是管理者是否真正想有所作为。当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真正按照课程方案、按照素质教育理念,去督导评估学校,我们的学校就能够更加理直气壮地去按照应该要求的事情去做。就我们所了解,海南省全省80%以上的学校,都已经比较好地开设了通用技术课程。我曾经到海南省的华侨中学,他们有四位专职通用技术教师。江苏海门中学也是如此。这次到福建南安一中,他们也有三位专职通用技术教师。通用技术课程指向技术实践、技术创新、技术设计,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潜力,能够影响孩子一生,能够对这个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个方面跟中央所倡导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实际上有某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使从高考从应试的角度讲,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开这些课程比开这些课程对升学更有帮助。

 

记者:学校反映综合素质评定使教师负担加重,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刘坚:第一,首先是认识问题,作为弥补考试评价不足的手段,综合素质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要加强对它重要性的认识。要落实综合素质评价,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教师负担,但是我们要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去认识它。我要追问的是,在纸笔书面考试盛行的状况下,我们的教师负担就不重吗?如果我们对它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会自然地发自内心地欢迎并认真实施、做好综合素质评定。

第二,综合素质评价绝对不是简单地由教师来做评价的事情,评价的主体有多个方面,是多渠道多途径的评价,有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学生互评、学生自评,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据来源更多的是学生自身,它的结果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来自学生团队,因为一个人做了哪些事情,同学最清楚,通过跟同伴的交流、展示,既可以促使学生个体反思,同伴之间相互学习,同时可以起到公正、公示的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同伴集体相互之间的评价,其真实性、可信度比仅仅依靠班主任,仅仅依靠两三个教师组成的小组作出的评价更高,同学相互之间的评论更有说服力、更有价值,更接近真实本身,而且孩子们是没有被社会功利所污染的,往往会更加秉持公正的态度做一个认真的评价。在今天诚信遭遇挑战的社会环境下,综合素质评定确实有由什么样的团队作为评价主体的问题,如果说成长记录主要是学生来做,交流主要是学校组织,同学之间相互交流,评价形成相应的结论是同学集体来做的。我想,可能这样的工作工作量有所增加,但增加是有限的,而且他们的结论是比较可信的,具有很好的信度效度。但如果把这件事情仅仅落实到一两位教师身上,那可能会由于功利等各种原因,使得评价结果走样。实际上在初中阶段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在中考中运用综合素质评定结果,已经在不少地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记者:关于正在推进的高考改革,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刘坚:关于高考,我想谈以下几方面。第一,高考通常讨论的问题是考什么?怎么考?结果怎么呈现?这些结果高校怎么用?怎么考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对考试试卷的讨论。我把考试分了两类,一类考试是和学生当下所学内容没有太多联系的考试,比如智力测验、能力测验等,和学生当下学习内容相关性很小,因此这样的考试和课程是否改革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第二种考试是和学生当下正在学习的内容密切相关,我们现在的高考试题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第二类考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课程改革改到哪一步,考试命题应跟进到哪一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讲的是一个考试命题工作者职业道德的问题。

随着高中新课程推进,我们的考试命题部门,在考纲、考试说明,特别是正式命制的试卷上,如何能够和高中新课程课程标准在本质上尽可能相契合,这具有巨大的挑战性,需要制度设计,不能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如果2007年四个省的某一个省高考命题和课程标准要求有较大的冲突或者有出入,人为地拔高对某个知识点的某些要求的话,会对来年的全国面上的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带来一个非常坏的负面影响。所以谁有资格命制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试题,采取什么措施能够保证命题人员在命制题目过程中能够确确实实地发自内心地按照课程标准认真进行命题,需要制度上的保证。如果确实认为课程标准中某一个知识点的要求有问题,而且问题比较严重,需要做调整的话,那也不应是通过“考纲”调整来解决,而应该是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先改“课程标准”,再改“考纲”,而不是通过“考纲”来改课程标准,这是个基本逻辑问题、规则问题,按照标准命题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四个省相应的高考方案都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在体现新课程理念上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我们期望包括这些省在内的20082009年的高考方案能够在体现新课程理念,增加学生的选择空间上有进一步的拓展。在高考命题中由于高中新课程学的不同,因此学生就有权利考的不同。当然它的前提是符合课程标准要求,不违背相应的科学发展规律。我们期望今后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改革。

再有一点就是考试结果怎么呈现。现在江苏省的高考方案还没有正式报教育部备案,但是我们在其中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亮点,就是江苏省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之外,用的是等级呈现,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方法。相比百分制,等级制在判断获得高分的学生比得到低分的学生在学科的能力上前者比后者强时,也会犯错误,但犯错误的几率会大幅下降。这也正是为什么用等级来判断学生水平高低而不用过细的百分制来呈现学生学习水平的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这样才能引导学生不要分分计较,而是关注这个学科最重要的思想、最本质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小的技巧性的事情上。当然如果有哪一个省在语数外上都能够实行等级呈现,我想那是更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这样能够对我们中小学阶段比较好地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提供一个更加好的环境。

除了等级呈现,还有综合素质评定的问题。这几年教育部在高考招生制度上一直在不断改革,不断探索。到今年已经有59所高等院校拥有5%的自主招生权。拥有5%自主招生权的学校,特别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一类学校,如果真的想跻身国际一流学校的话,必须率先有这个胆识承担起这个责任,在除了看学生分数、奥林匹克竞赛成绩之外,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选择一批在综合素质评定中,在研究性学习方面、创造发明方面、艺术创作方面、社会服务、义务劳动方面或组织领导才华方面脱颖而出的出类拔萃的孩子进入高校。

当然反过来也期望更多的高中学校能够提供给大学更多的、真实的、可信的综合素质记录以及评定结果,这需要一整套的诚信制度的建设。保持公平公正的制度的建设最核心有两点:一是公示,能够公示的内容都要采取公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当然关于学生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处于合格不合格这个维度上不适合采用公示的方式,要保证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关怀。二就是责任追究,有了公示不排除还有人铤而走险,出现问题就要有责任追究制度,这样才能在中学阶段营造一个良好的综合素质评定的环境。我们希望有一批有胆识的校长能够站出来率先在这方面做好工作。

2006年末,课程改革在经历20042005两年沸沸扬扬的争论之后,似乎正在进入又一个“艳阳天”,能否走稳、走得扎实,真正朝新课程期待的方向迈进,人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尤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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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13 23:25:00 | By: lw678(游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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