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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辛德勒的名单》入选高中语文教科书。无论从语文教学还是从人文教育的角度看，都显示出一种进步，很有必要。中学教育应当要让学生知道，人类文明史上发生过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暴行。
可是，听说有教师把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看了十几遍，我感到不太理解。这部电影，我看过一遍；虽然有些情节没看清，但我无法把它再看一遍，我不愿自己的感情再经受那样的折磨，我的健康也不允许自己再去看一遍，虽然它是当代电影的经典。屠杀，殴打，虐待，剥夺人的全部尊严，逼迫他们像牲畜一样地苟活的，竟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民族。这种人间的悲剧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对文明的嘲弄，实在令人窒息。在我，它不可能像其他文艺经典一样，令我百读不厌百看不厌。
我厌恶战争，厌恶杀人，更厌恶把杀人当作游戏，当作娱乐。我没有看杀头的兴趣，即便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中国，看杀头未必是为了“平愤”，更多的意义，是表现或培养对生命的漠视。我以为，如果不是专业工作者或是研究者，不要反复去看那样的电影。我对当今宣传部门层层控制下的各家电视台没完没了地放映血腥暴力的影视剧一直表示愤慨。
1983年，《新闻联播》曾经播放过杭州处决某“公子”的镜头，一声枪响，“公子”栽倒在地，这个镜头并没有平了我的“愤”，倒是让我感到震惊：怎么能让电视机前的孩子们看杀人的真实镜头呢？所幸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新闻镜头了。在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些专制国家，处死犯人是要驱赶孩子们到场观看的，据说这叫作“教育”；中国过去则是“杀一儆百”，“杀头示众”，还有“城头枭首”。仅仅一百多年前，京城的杀人场还可以设在菜市口那样热闹的地方，一样的“观者如堵”“万人空巷”。然而，喜欢看杀头的民族是没有自尊也不可能有前途的。
1964年的学雷锋运动，口号有一批，有一句留在我的记忆中，叫作“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之后便有文革，我目睹了人间的种种“残酷无情”，而他们所面对的没有一个是拿枪的“敌人”。痛定思痛，可以发现，在几十年各种各样的“运动”中，那些被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是无辜的人，至少罪不至死。
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早期教育，要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注入善良和仁爱，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孩子闻到血腥气而兴奋。教育者应当有这样思考：要让下一代人记住，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不堪的一页页，如果我们没有人性、人道主义、人类良知的教育，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教育史的反思，那残忍的一切将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演，而不管你这个民族有多少年的所谓灿烂文明。最近和德国史专家杜文棠教授谈到德国竟然有过纳粹时期，杜先生说，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认为自己的民族太优秀了，文化太伟大了，因而看不起其他民族，致使很多普通德国人被希特勒的蛊惑了。
我不是回避那血与火的过去，——想回避也不可能回避，它们反而会像梦魇一样缠绕自己。张纯如的自杀，估计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位曾以全部精力调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女性无法摆脱那些惨绝人寰的画面，她可能无法相信人间有那样的罪恶，她原来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毁灭了。残忍者不止杀了人，而且会把这样的残忍涂抹在人的记忆上。为了捍卫正义，正直的人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也是我们必须憎恶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每次在网络上看到愤青网民们扬言要“杀光日本人”，“血洗东京”等等，就感到我们教育工作中，人性和人道精神的缺失。20世纪，军国主义的日本和纳粹德国给人类留下耻辱的记忆，其他一些极权国家也同样践踏过人的尊严，不管法西斯主义在那里存在，它都将是对人类的危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教育中再有野蛮的一页，不能再有残忍无情的教育。
摩罗写过一篇《这些人已经是人了》，一个小故事饱含理性的思考和对良知的召唤，这篇短文曾经感动过许多青少年。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二战之后，人们对战争罪犯之所以没用纳粹或是日本侵略者的方式还以牙眼，是因为一边虽然是残忍的野兽，可是另一边是站着的人。
永远不要再有对任何人的“残酷无情”，这是教育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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