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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敬佩王选女士这样的朋友。她原来是浙江的英语教师，因调查细菌战和对日诉讼而知名，成为“感动中国”人物。本文是她今天寄来的新作。我希望朋友们关注她的工作。世上的许多事，如果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去做了，——只有这样想，中国才有希望。
别样的生日
王选
我有一个生日是和一个原731细菌部队的老兵两个人一起过的。一般的中国人，不会想到和一个从731部队出来的人一起度过自己的生日的吧。上天安排。
我的生日刚好是在8月6日，那位在2001年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的原731部队老兵叫筱塚良雄。他是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家乡的人。石井知道细菌战违反国际法，而且731部队干的种种事情，众所周知的人体实验等，实在残无人道。为了严守机密，防止叛离，他在他的部队里用了很多老乡和亲戚。15岁的时候，以为可以上那里学医，筱塚报考进了731部队少年班。年少无知，一脚踩进魔窟，成为永世的劫难。
1952年，筱塚因为731部队队员的身份，在东北被逮捕，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和1000多名日本战俘一起接受改造。1956年，根据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筱塚被免于起诉，同年被遣返回归日本。筱塚是细菌战诉讼原告方的出庭证人，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庭上公开作证的原731部队队员，和他一起出庭作证的还有一位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松本正一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日本。没有进过抚顺战犯管理所。）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筱塚在法庭的证词中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得到了对自己所犯下的残酷的罪行进行自省的机会。开始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的真实存在，我认识到，对于受害者来说，正是按照命令执行了残酷行为的人，是直接下手的加害者。我开始正视受害者的痛苦，学会从受害者的角度去考虑一切。”
筱塚良雄和松本正一在2000年11月15日细菌战诉讼一审第十六次开庭时，出庭作证。筱塚的作证内容主要是他本人参与的细菌培养，特别是和本诉讼细菌战受害有关的鼠疫菌，用自己培养的细菌做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松本的证词内容主要是细菌武器的飞机运输和撒播。
筱塚良雄和松本正一，一是为历史事实作证，二是为受害者作证。松本正一没有像筱塚良雄那样，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但是他也在法庭上表示，他心里觉得对不起受害者。
2001年8月4日，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和原告方日本律师辩护团、支持原告诉讼的日本市民团体在杭州召开联合诉讼工作会议。此时，细菌战诉讼一审证人出庭作证已全部结束，日本律师辩护团特别就诉讼进展向原告团作汇报。他们把筱塚良雄也带来参加这次会议。筱塚良雄来是为了向中国方面汇报他的出庭作证，对受害者、原告们作个交代。他是来赎罪的。
3日的晚餐，是日本方面在他们住的宾馆单独用的，在座的中国人只有招待他们的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的接待人员。中国方面的与会人员住在离得有一段路的便宜的招待所里。后来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跟我说，让他们和原告们住在一起。从那以后，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中国开会就住同便宜的旅店。在上海，我们住得最多的是古北路的上海工人疗养院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招待所。那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还没有上“感动中国”的时候，就很熟悉我们了。
筱塚利用那个晚餐的机会，向日本的律师和市民团体的活动家讲了自己是如何伤害了中国人，如何对不起中国人的。在日本，每个人都很忙，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凑在一起。那天还在西湖边上，青山绿水。我因为要两头照应，媒体采访要翻译，从我们住的招待所跑到日本人住的宾馆。见平时多少有点傲气的日本律师，神色惨然，眼泪在眼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如此动容，更没见过他们的眼泪了。从那以后也没有。想起来，那次的谈话应该对他们触动很大，因为尽管因人而异，他们从那以来就是和以往不同了，对我们的态度也耐心起来。
第二天，也就是8月4日的会议上，筱塚当着满屋子的中国人，包括媒体，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揭露了自己的罪行，低头谢罪。我觉得，在场的许多中国人一听是“731部队”的，还参与了这些“事”，从心理上，甚至生理上对他有异样的感觉。日本人大都是很敏感的，我猜测他会从周围中国人对他的“低头谢罪”的鼓掌中，本能地感觉到除之以外的，不能或没有用言辞和声音表达出来，但是存在着的其他反应。
当然，他怎么能去在乎这些，要是在乎，他就不会来了。他必须尽责任，他必须赎罪，他要不断驱逐他心中的那个“魔窟”，才能活下去。他已经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经改造后归国的日本人一起，努力做了快50年了。
1956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回日本后，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和平事业。他们做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日本社会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的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8月5日，会议结束，日本方面全部从杭州到上海，赶飞机回日本。我也和他们一起回上海。临行前，日本律师辩护团的事务局长对我说，筱塚觉得很累，回不去了，也因为年纪大了（1923年生），要在中国休息两天，才有力气爬上飞机，坐几个小时回到东京，再搭车回家。我心想日本人真是冷冰冰的，完事了，只顾自己回家，把摇摇晃晃的老人一个人扔下，住处也没有，出了事怎么办。他是我们的证人，还得我管着。我问了上海工人疗养院，还有房间，就把他带到那里，在他隔壁房间住着，陪了他两天。直到7号送他上飞机。
那天筱塚显得很累，进了房间就躺下，一点动静也听不见。我隔着墙，也能感到那种沉重，那种苦闷，应该还有寂寞吧，他的同胞们都回去了。他在中国人群里，还是在日本人群里，还是在这之间呢，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的人。筱塚，还有其他的中归联的人也一样，每次讲，都很痛苦，到时候，还接着讲。他对我们说过，我们的诉讼不赢，他就不死。
我的一个生日就这么要来了。没有人来祝贺。天上倒是突然撒起欢起来，倾盆大雨，吵吵闹闹地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筱塚有些新鲜了，一早来敲我房间的门。可是雨水已经把我们住的那栋房子泡成“诺亚方舟”，一楼被淹，筱塚和我被困住。眼前的景象像是一个隐喻，8月6日又让人想起原子弹，再连想到浙江一位防疫专家对我说过的：“细菌武器的使用会带来人类的灭亡。”
一条船上只有两个人，对话就开始了。
我以前只是在法庭和会场上遇见筱塚，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栋走不出去的楼里，觉得很隐私。筱塚告诉我，他怎么地也忘不了第一个被他做人体实验的那个中国人的面孔和身体。当他用自己培养的鼠疫菌去感染那个人的时候，那双看着他的眼睛，清澈无比，活生生的真诚，让他觉得无地自容地丑恶。他说我有罪，我杀害了他。最后把这个人送到手术台上去解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所熟悉的这个人的身体就这么被肢解成一块一块的。
我看他痛苦不支，就对他说，“没有你，他照样要被杀害的。你只是一个工具。” 筱塚说：“不，我作为一个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这样的人死去了，像我这样罪恶的人却还活着。”我说：“你要这么想，只有你下过地狱，见过他们，只有你能证明他们的生命的存在，只要你还活着，他们就能活在你的记忆里。你是为了他们活着的。”他真是听进去了。
临走前，他把剩下的人民币放在一个信封里，要给我，说是用了剩下的，作为这两天的费用，也不知够不够。8月4日在杭州的时候，我以前在义乌中学教书时一个英语学得最好的男生送了我一万元钱。够了，一定不接。筱塚说他没有用了，我不好再推脱，就决定把这个731部队老兵的信封留下做纪念。我和他一起把里头装的钱数了一下，一共731元整。
好一个别样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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