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加拿大学者康纳利的叙述探究与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两种教育研究方法为例，比较了教育叙述探宄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在理论来源、研究方式和文本呈现等方面的差异，以期凸显两种研究取向的区别特征，从而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关键词： 教育叙述探究；现象学研究；康纳利；范梅南
自从质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社会科学及教育学界之后，这棵“大树”之下的各种具体研究方法也逐渐被介绍进来，而且逐级升温，其中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在教育学界的影响较为明显。除了国内教育学者积极主动地进行各种探索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影响来自于学者们对加拿大学者康纳利(M．Connelly)及其学生D．简•克兰迪宁(J．Clandinin)的叙述探究工作和对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的现象学研究的积极引荐①。
作为接近人类经验的两种研究方式，教育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都反对用客观科学的方式研究人类经验。他们强调人类经验的理解性特征，强调研究要对教育情境、经验(体验)、人际关系等进行描述，并对这些经验描述作出解释性的分析，因此两者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者把它们看做是“差不多”的，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们。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在借鉴的同时产生困惑：教育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到底有何不同?笔者虽对这两种研究方法早有接触，而且也通过其著述对他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思考，但这样的问题却一直处于潜意识之中。本文带着这样的问题，依据范梅南和康纳利的著述，结合同他们的对话及其讲演，把教育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置于一个比较的视域当中进行探讨，希望在比较中突出其区别特征，为借鉴时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
一、理论来源不同
每一种研究方法背后都有一些基本理论或基本思想为背景或基础。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也同样有着自己的理论及思想来´源。
很明显，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源自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现象学是胡塞尔在20世纪初始创立的一门“科学的”哲学(同时他也称其为“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的哲学的方法”)。现象学因其思想的深邃及方法的独特，吸引并影响了舍勒、海德格尔、莱维纳斯、梅洛一庞蒂、萨特、伽达默尔等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和思想家，从而形成了20世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运动之一 ——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不仅成就了现象学运动中以及受现象学影响的哲学家，而且其效应已远远跨越哲学界，广泛影响了“心理学、病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论、社会哲学、法哲学、神学、宗教理论、教育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的问题提出和方法操作”。[1]现象学及现象学运动给当代社会科学及教育研究带来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它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及其所带来的看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的变化[2]。现象学“生活世界”思想为教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让教育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情境中师生的“生活体验(世界)”，使得教育研究开始真正关注教育的实际发生领域，关注生活的意义。生活世界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当下的、直观的主观体验世界，它“总是有效，并且预先就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有效”[3]。这是一个“非反思、非课题性的”、被近代客观科学所遗忘的世界。现象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本的形式揭示生活世界的本质。以范南梅为代表的的教育现象学派就把教育研究定位于师生的“生活体验(世界)”，他的《生活体验研究》(Reserching Lived Experience)就是一部专门向读者介绍如何对“生活体验”进行研究的方法论著作。可见“生活体验(世界)”在其研究中的地位。
康纳利的叙述探究理论来源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源于希腊文pragma，原意指行动、行为。因此持实用主义思想的人大多强调行动、行为、实践的决定性意义，认为哲学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注重把确定的信念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把采取行动看做是生活的主要手段，把开拓、创新看做是基本的人生态度，把获得成效看作是生活的最高目标。所以，实用主义哲学有时又被称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或生活哲学。[4]实用主义哲学继承经验主义传统，突出经验对于认识及人生的意义。其创始人詹姆斯把经验看作是一种“意识流”——始终处于流动过程中，因此经验总是在生成和发展中。杜威扩大了经验的范围，认为经验“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5]杜威的经验概念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和互动性(interaction)的特征，他的经验论思想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杜威的经验连续性和互动性思想为康纳利的叙述探究提供了理论解释的基础。康纳利指出，经验的连续性表明，当下的经验来自其他经验，而且导致将来的经验，因此，无论一个人处在连续体的哪一个点上——想象处在现在、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候——每一个点都有过去的经验基础，而且都通向经验性的未来”。[6]而经验的互动性则表明，经验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这种个体性和社会性总是在场。人都是个体的，而且也需要被当作个体来理解，但却不能仅仅被当做个体来理解。因此人总是处在关系中，总是处在社会情境中。[7]他的叙述探究就是要努力揭示经验的这些方面，从而达到对经验的理解和解释。
通过二者的理论来源可以看出，虽然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都关注experience(经验、体验)，但他们的experience所指并不相同。因此experience在他们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和杜威的经验连续性思想相一致，康纳利叙述探究中的“经验”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变化表现在，一方面世界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是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处于变化之中，而且这种变化在叙述探究中还要放到人际关系中考虑。他说：“经验，就像约翰•杜威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时间和情境中的人们的关系。参与者处在关系中，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处在与参与者的关系中。叙述探究是这种经验的经验。它就是处在关系中的人与处在关系中人一起研究。”[8]所以，他把叙述探究看做是“研究者和参与者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或一系列的地点，以及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的合作。叙述探究者在研究开始进入这个矩阵(matrix)，在研究进展中都要秉承这样的精神，到研究结束时仍处在经历和讲述，再经历和重述构成人们生活经验的故事之中”。[9]这些经历、讲述、重述和重新经历标志着一种生活的性质，它们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他的叙述探究不仅是“理解经验的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体验形式”(a form 0f living)，“一种生活方式”(a way0f life)。
现象学的experience指向的是被给予的、非反思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在范梅南那里表述为“生活体验”(1iving experience)。生活体验是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现象学研究的归宿。虽然生活体验本身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但与叙述探究强调经验的暂时性、变化性不同，现象学认为“生活经验具有确定的本质，我们可以在反省中清楚地识别这种‘质’”[10]。现象学相信，由于人类共同文化背景中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体验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即可以跨越主体而成为文化共同体或人类可理解的共同体验，因此尽管语言无法与我们内在经验的敏感性相一致，但我们仍可以尝试着对生活经验进行前反思的仿效，从而把握经验的一般特征。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将生活体验的本质以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文本，某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在反思中迅速重现并被占有，文本充分地激活了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11]
二、接近事实的方式不同
由于康纳利的叙述探究与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所关注的experience(经验、体验)所指并不相同，因此他们接近experience的方式也不相同。
从他们对自己所用词语的解释上，可以看出他们在接近experience上的差异。康纳利称其研究为“叙述探究”(narrative inquiry)，即表明他是把“叙事”(narrative)和“探究”(inquiry)二者结合起来。“叙事”和他对经验的理解直接相关，而“探究”则表明他接近“经验”的方式是“到生活中去询问、追问”(inquiry)。因此，他的“叙述探究”强调一种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思考，去“经历经验”，去对经验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行探求、询问，即怀有理解他人、自我和改变现状的旨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行动、实践取向的研究，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精神。
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对“生活体验”(1ived experience)的“研究”(researching)。生活体验(1iving experience)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研究是对生活体验的反思，因此现象学研究就是对“生活过的体验”(1ived experience)的一种“重新寻找”(re-search)。这就是现象学研究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反省研究。因为现象学认为，“在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12]。
二者对experience所指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针对传统的简约主义(reductionistic)和形式主义(formalistic)思维方式，即只是“用目标性的语言、可观察的行为概念、数字语言、因果概念以圾上帝之眼的视角等方式一般性地思考此时和此地”[13]，康纳利提出，在叙述探究中要“叙事地思考”(narratively think)经验和研究，即用一种有着内在意义联系的方式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经验和叙述探究活动本身。他说：‘‘教育和教育研究都是经验的一种形式。对于我们来说，叙事是呈现和理解经验最好的方式。经验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我们叙事地研究经验，因为叙事地思考不但是经验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也是撰写和思考经验的主要方法。其实，叙事地思考是叙事现象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叙事方法是叙事现象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因此，叙事既是社会科学现象，又是社会科学方法。[14]所以，他认为“叙述探究就是学习叙事地去思考、叙事地关注生活”。
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哲学思维方式、一种反省研究。反省就是内在地“看”，即通过本质直观的方式把握事情的本质特征。现象学区分两种态度：自然的态度和现象学的态度。自然的态度即本来如此的态度；现象学态度则是一种反思的态度——通过悬置自然态度，排除对世界的存在设定，而转向一种哲学反思，即在直接的直观中把握事物的本质或本质结构。这就是本质直观，又叫范畴直观或观念直观。它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发现观念对象的基础。“观念是在感性 ‘被给予的’，所以是直观性的。”[15]为了能够真正把握本质，现象学家一般运用“自由想象的变更”(free imaginative variation)来确定一个现象的本质特征或根本主题，也就是在确定根本主题时问：“如果我们将现象的这个主题删除或改变，这个现象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有了这个主题，该现象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吗?”[16]或者将问题反过来问。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根本主题及次要主题。在教育现象学研究的主题分析中，这样的反思还要继续深入，即进行教育反思。这样教育反思就成了对“主题的主题”的反思，它是“教育在服务于他人时而对自身的一种反思”[17]。
在研究过程中，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都把个人经验作为研究的起点。叙述探究的一个出发点是研究者自己的经验叙事，即研究者自传。这既包括研究者自己的生活经历(1ivings)、讲述过的事情(tellings)、重述过的事情(retellings)以及重新体验(relivings)，也包括在研究现场中，探究者体验故事、讲述那些经历的故事，并在重新讲述和重新体验中修改这些故事。[18]因此，这种个人经验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现象学研究也将自我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个人的经验是直接获得的”。但是现象学一直认为，任何现象都是可能的人类体验，“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描述发生在他人身上也是可能的”[18]。因此。现象学描述的仑人经验具有普遍的跨主体性的特征。
由于二者在研究思路和路径上的差异，他们对研究资料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叙述探究强调研究是一个共同构建生活的过程，整个过程经历现场、现场文本(包括后来的回忆)和研究文本这样的程序。现场是一个具有时间、空间和地点以及具有个人与社会互动的三维结构。现场文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原始资料或者现场资料，它包括教师故事、自传、研究日志、口述史、家庭故事、现场记录、谈话、研究者写给参与者的信件、参与者的信件、家族故事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等。现场文本包括参与者的故事，也包括研究者个人叙事，还包括后来的记忆、重述和重新体验。因此，叙述探究中的资料既有现场资料又有后来改变了的资料例如回忆等，体现了他们对经验持续不断变化的理解。
现象学研究是要重新寻回生活的意义，就是努力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去获得人们的体验。因此研究主要是要获得他人对体验的描述。除此之外，近距离观察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感受的人(尤其是小孩子)。这些都需要及时记录下来。但它的资料来源远不止于“现场文本”。和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现象学研究不仅把小说、诗歌、故事等文学作品作为资料的源泉，而且把传记、个人生活史、日记、札记和笔记甚至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都作为理解生活经验的资料来源。因为文学和艺术经验可以为研究提供超出日常生活经历范围的鲜活的生活例证，丰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理解。现象学的理论文献，特别是现象学大师们的作品，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追溯词源是现象学研究获取对现象或体验的理解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现象学认为，在语言的使用中，许多曾经能够反映生活的意义并描绘了生动世界的语词，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通过对词源及其本义的探究，就可以发现并理解语言所表达的原初生活经验。另外，许多生活经验反映在俗语和习惯用语中，对它们进行研究也能够为理解现象提供重要的启示。
另外，由于对经验的理解和接近经验方式上的差异，二者在研究聚焦方式上也不一样。叙述探究强调经验的变化性和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因此它的探究是一种在参与中形成的过程。虽说在探究开始时可能会带着一定目的或疑问，但是只有随着研究的深入，才会逐渐聚焦，原先的疑问可能会消解，也可能会变成其他问题。因此，叙述探究不仅要把所探究的展示给读者，而且还要把定位过程本身告诉读者。比较起来，现象学研究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即定位于对某一现象的深刻揭示，其研究的过程就是努力去发现生活本身所给与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探究过程中会改变或发现新的研究兴趣，或者更为聚焦地缩小研究的范围。但它在研究之前，定位于某一现象还是比较清楚的。
三、文本呈现样式不同
由于experience所指不同以及接近experience方式上的差异，叙述探究与现象学研究文本的形成和呈现方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生活是一个意义的海洋。无论叙述探究还是现象学研究，都是为了寻求体验并揭示生活的意义。走近经验(体验)就要在生活意义的大海里发现并选择值得表达的东西。在如何选取生活意义的问题上，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体现出较大的差异。叙述探究的研究文本采取一种叙事整体单元(narrative unity)的方式呈现自己：“叙事整体单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更详细、更丰富地思考个人生活连续性的普遍性概念。连续性对我们来说成为一种叙事建构。它开启了各种思想和可能性的大门。”[20]而现象学研究则采用主题(themes)的方式来表达意图，现象学的主题可以理解为经验的焦点、意义或要点。通过它们，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对现象进行描述。主题不同于研究中的概念或现象，是理解概念或现象的手段，为理解概念或现象提供了一种确定的表达方式。它描述概念或现象的一个内涵，是对概念或现象的某种程度上的还原……每个经验的主题都表达了这个概念或现象的某一方面。[21]“我们可以用粽子作一个简单的比喻：叙述探究的文本就像我们要拿起一串粽子。为此，需要把一个个的粽子用一根根线绳串起来，从而把本来零散的粽子组成一个整体。与此不同的是，现象学研究则即只选取其中的一个粽子。为了把粽子的样子展示清楚，就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展示这个粽子。有时候，为了让你看清楚某一个方面的特征，研究者还需要借用其他方式或物体来展示，目的是让读者真正能够“看”清它的样子或本质特征。
在文本的表现形式上，康纳利把杜威的经验连续性、互动性和整体性思想与传统叙事所要求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三要素结合起来，提出了以时间性为第一维度、人和社会为第二维度、地点为第三维度的“三维叙述探究空间”(three-dimensional narrative inquiry space)的概念。“有了这套概念，任何具体的研究都可以用这三维空间定义：研究具有时间的维度而且说明时间中的事件；它们可以在探究中寻求个人和社会的平衡；它们在特定的地点或者一系列的地点中发生。”[22]叙事的研究文本不仅要考虑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还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特定情境中考虑，在人际的互动和文化关系中去组织经验。
现象学的目的是要揭示经验显现的形式，即“这种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因此，现象学多采用结构化的方式，从多方面展示经验的意义和多种维度特征。范梅南提出了几种文本写作形式的建议：主题化方法、分析法、例证法、注解法、存在论方法等。主题化的方法包括：整体概括法；选择文中最能够揭示经验本质的语句；细节详述法。即一层一层地对经验文本进行分析提炼。这些都可以单独或综合运用。存在论方法主要是从生存的空间(空间性)、生存的感体(实体性)、生存的时间(时间性)、生存的人际关系(相关性或共有性)等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结构上来构思文本。通过对生存基本结构的把握，可以方便地理解经验的主题或结构。这些方法可以灵活地使用，主要取决于所描述的现象以及研究者的洞察力，而且也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23]由于叙述探究强调经验的连续性和互动性，而现象学更倾向于结构化地展示经验的本质特征，因此前者更强调联系性和因果解释性，后者只是努力通过结构化的方式领着读者“看”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在最后的文本中，叙述探究就像一幅连环画，在有限的篇幅中简洁地描绘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而现象学研究就像精细的素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描绘某个事物并力图把它方方面面的特征展示给读者。
在文本的写作中，二者都重视故事的表达作用。在叙述探究中，故事是对生活本身的展示，叙事文本就是由一个个故事所构成。叙述探究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故事，因为整个叙述探究就是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叙述探究中的故事是一种经验的组合和重构，希望通过故事建立起经验的连续性。叙事研究者特别关注经验代表性、因果性等，也非常强调所讲述事件、故事的一贯性。而现象学研究的故事是为表现主题服务的，即要通过故事揭示故事背后的意义，通过故事展示主题的某个维度，让读者在故事中“看”到经验的意义。因此，故事主要是揭示主题的某一方面。
叙述探究认为研究者的在场对参与者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所以要求把研究者的实际影响写到本文中，希望通过认真地剖析并坦诚地交待自己在研究中可能产生的交互影响来提高研究的效度，并认为如果研究者没有真实的在场体验就构思研究文本，会被看作是缺乏效度的。[24]叙述探究中体现研究者参与其中的两个概念是声音(voice)和签字(signature)。“声音是指研究者想说点什么的意识”，这是对传统“客观”研究中没有研究者声音的反抗，但声音要考虑其多重性，就是沉默也要作为研究文本中的声音来考虑。“签字是指可能确认某位作者的写作风格”，即叙事研究文本可以体现研究者的写作风格。例如很多研究者借用文学、诗歌、戏剧等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来撰写。签字也表达并创造了作者身份(author identity)。当然作者也尊重和参与者的关系，努力在研究文本中为参与者保留声音和签字的位置。
而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反省研究。虽然有时为了加深理解，需要以“做现象学”的方式去体验生活，但它的研究终究要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现象学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的意义，在日常的细节描述中，让读者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曾经有过的体验。因此，现象学希望通过审慎而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解释，引领读者去“看”某个现象的“本来面目”，研究者本人不需要出现在文本中。现象学把对现象意义揭示的判断交给读者，读者可以发现所描述的体验是自己曾经拥有或可能会拥有的。一篇成功的现象学描述会让读者频频点头，即所谓的“现象学点头”(phenomenological nod)。而只有使得文本所揭示的“意义可识别(或被认可)时，现象学的研究或写作才算是成功的”。[25]
四、简单评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在理论来源、接近实事的方式以及文本呈现样式等方面有很多不同，这些都是我们在借鉴时需要注意的。当然，二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差异都列举出来。本文突出他们的差异并不是有意拉大二者的差距，因为这种差异之比较本身就是在很多相同的基础上展开的。例如他们都关注对人类经验的理解、关注意义领域和实践领域，都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等。而且就方法来说，二者很多方面也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运用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的方法，如行动研究、人种志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也发现，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也正处于探索当中。对于叙述探究，康纳利说，“由于教育研究中的叙事方法如此之新，也因为质的研究在总体上是新的，尚未充分建立”[26]，所以现在并没有一个评判叙述探究的标准。叙事方法的“新”意味着其开放性，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康纳利等学者也是在不断地探索之中前进的，他们的叙述探究除了吸纳杜威的思想和文学、史学中的叙事思想外，还积极地从哲学家麦克因泰尔(Mac Intyre,A．)、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c．，Bateson，M．C)、心理学家波克哈恩(Polkinghorne，D．E)、心理治疗实践者科尔斯(Coles，R)以及组织理论学者卡奈斯卡(Czarniawska，B．)等那里吸取有关思想丰富叙述探究方法。[27]
现象学研究虽然具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操作方法，但是由于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态度决定其与时俱进的本色。从现象学运动本身的发展可以看出现象学研究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教育现象学自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中。教育与现象学精神结合的源头在德国的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文化教育学秉承狄尔泰“我们说明自然，但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精神，把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从而确立起教育学的精神文化品格。德国文化教育学的狄尔泰一诺尔学派采取解释学取向，而荷兰育特奇学派(u-trecht School)主要源于兰格威尔德的思想，有着更多描述性特征或具有现象学取向。[28]范梅南的教育现象学思想受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影响，因而称为“解释现象学的”教育学，而“解释现象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是无法与写作的具体实践相分离，因此，符号学的方法便成为了这种研究的方法之一”。[29]可见，现象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总之，研究实践是第一位的，研究中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研究问题或现象，而非用叙述探究的方法还是现象学研究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把比较看做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突出孰优孰劣，更不是要为哪种研究争夺话语权。因为通过比较就很容易显现出差异，而差异是我们辨别、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前提。本文把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置于比较的视域中，目的是为了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只有很好地认识并理解了它们，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它们。
注释：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研究”。
感谢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张园来时提供资料帮助。
①这里介绍的康纳利的工作包括他学生简.克兰蒂宁的贡献。他们目前在国内的译著有《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叙事探究》，（待出）；范梅南的译著有：《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儿童的秘密》。以上译著均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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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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